贾宝玉的诗中间二联可以看作对薛宝钗、林黛玉的评价和态度。薛宝钗曾被贾宝玉比喻为杨贵妃,则“冰作影”正写出了服用“冷香丸”的“雪”姑娘其内心冷漠无情恰如“冰”人。“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以“玉为魂”,恰说明了宝玉心中的林妹妹纤瑕不染,分外清高。从宝玉对二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中可以知道,宝玉心中只有黛玉才是志同道合的知心人。“晓风结愁”,“宿雨添泪”,表面上是在写海棠,实际却是写黛玉寄人篱下的愁苦心境,以至最终的芳华早逝。“独倚画栏”,“清砧怨笛”是写宝玉在黛玉死后的孤苦心境,是对这份凄美爱情的祭奠。
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些诗多半都“寄兴寓情”,而作者擅用隐语,往往让诗与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背景,甚至是最终的归宿都密切相关。凡此种种,要使每一首诗都多方关合、左右逢源,必须经作者惨澹经营、匠心独运,才能臻于完美的境地。
此诗感物起兴。前二句从地理和时间两个方面的对比和联结中,视听并置,真实地再现了触动乡思的过程;后二句分别承接前二句,一句三顿,表现了诗人深切的故乡之念。全诗通篇对仗,结构上前呼后应,浑然一体,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尤其是后二句,“一”与“三”三次反复,按理在近体诗中是禁忌的,但诗人却写得神韵天然,足见诗人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两句是写暮春三月,寄寓在宣城的李白,觉得昏花的老眼中忽然映入一片红色,仔细瞧,原来是杜鹃花开了。这杜鹃好像就是故乡的花。诗人的乡思因此被触动了。在蜀中,每逢杜鹃花开的时候,子规鸟就开始啼鸣了。子规鸟,又名杜鹃,花与鸟的名字相同,也是勾起诗人联想的一个原因。这鸟,相传是古蜀帝杜宇的精魂化成。杜宇号称望帝,他自以为德薄,于是禅让了帝位而出亡,死后化为杜鹃鸟。暮春时节,它就悲鸣起来,鸣声仿佛是呼叫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昼夜不止,一直啼叫得嘴边淌出血来。此刻,诗人耳边似乎响起了子规鸟的蹄叫声,一声声地呼唤他归去。
诗的一、二句,形成自然的对仗,从地理和时间两个方面的对比和联结中,真实地再现了触动乡思的过程。这两句的语序倒置:本来是先看见宣城的杜鹃花,才联想到蜀国的子规鸟,诗人却将它倒了过来,先写回忆中的虚景,后写眼前的实景。这样,就把故国之思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表明这故国之思原本就郁积于心,此时一旦勾起,大为凄苦强烈。然而,被乡思苦苦折磨着的诗人,眼下不能回到故乡去。青年时代,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要到故乡之外的广阔天地中去实现宏伟抱负。本想功成名退再荣归故里。不料功业无成,老来竟落到这步田地,他觉得没有面目见蜀中父老。何况,李白眼下困居宣城,拖着老迈的病体,也无法踏上旅途。飘泊终生的诗人,到头来不但政治与事业上没有归宿,就连此身也无所寄托,遥望着千里之外的故乡,他心中的悲戚可想而知。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两句,分别承接一、二句,进一步渲染浓重的乡思。首句说“曾闻”,第三句则强调了真切如闻:子规鸟的俗名,就叫断肠鸟,“一叫一回肠一断”,它啼叫起来,没完没了,诗人的愁肠也断成一寸寸了。末句点明时令,用“三春三月”四字,补叙第二句;“忆三巴”三字,则突现了思乡的主题,把杜鹃花开、子规悲啼和诗人的断肠之痛融于一体,以一片苍茫无涯的愁思将全诗笼罩了起来。诗的三、四句看似对仗,其实对得又不甚工。诗句把“一”“三”两个字各自串连起来,纡结萦回,使人感到乡思袭来时无比的悲切伤痛。
前两句写韩江之曲折和对待态度。“南风”、“北风”,从文字上看是自然界的风,从整首诗意来理解,是暗指朝廷的所作所为变化莫测。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丘逢甲越来越看清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道是南风竟北风’’喻国内外时势变化不定,清政府种种暴行逆施令人不满。“蹭蹬”喻诗人失意、空虚,难有作为。诗人十三年前抗日保台失败,受到遭折,现在见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未能取得胜利,丘逢甲仍在担忧着中国的前途。所以,这时他内心有失意、空虚之感。
后两句写前途多磨,望人民有志。“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在世界上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必然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这两句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人生哲理,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准备迎难而上,“要展回天策”的韧性战斗、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千盘百折”,事物多磨折。丘逢甲心中始终叨念着祖国的统一,台湾的光复,叨念着祖国的前途命运。
这首诗句句明白畅晓,不用僻典套语,二十八个字都从心底发出,这便是他和黄遵宪所提倡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口号的实践,和当时盛行诗坛的所谓“同光体”是有本质上之不同的。被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丘逢甲,其诗歌熔沉郁悲凉与金戈铁马于一炉.又有通俗化、散文化的趋向。这首七言绝句,也大致体现了他的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