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首句写初夏的典型景物以寓危亡之痛。《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樱桃）先荐寝庙。《汉书》：惠帝尝出游离宫，取樱桃献宗庙。李煜此时，宗庙莫保，樱桃难献，而樱桃又随“春归去”而“落尽”，伤逝之感良深。这里的“春”，应包含“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和平豪华的帝王生活，“春”既“归去”，悔恨何及？紧接着“碟翻轻粉双飞”，与上句的情景极不调和，以粉蝶无知，回翔取乐，反衬并加深悔恨心情。
“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双幕，惆怅暮烟垂。”杜宇转化的子规在小楼西面夜夜泣血鸣啼，倚着楼窗的玉钩双幕瞭望，惆怅的看着暮烟低垂。
“子规啼月小楼西”，子规，相传为失国的蜀帝杜宇之魂所化，这就加深亡国的预感。这句与“蝶翻”句，从相反方面刻画了矛盾的心境。这里“西”字，不是简单的表示方位，而是宋兵自西而来，故于“小楼西”特别关注。“玉钩双幕”，点明词人以上见闻所及，是从小楼窗口获得的。倚窗销愁。愁偏侵袭，望暮烟之低垂，对长空而惆怅。这里“惆怅”，是明点此时此地的复杂心境：宋兵压境，朝不保夕，为国势失望而自伤。“暮烟垂”，形象的表现这种沉重的“惆怅”。
上片写外景，视线由内向外，时间自日之暮；下片写内景，视线由外转内，时间自暮入夜。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这两句是说入夜后小巷里一片沉寂，人们都已纷纷散去，凄然欲绝面对着烟草低迷。
写小巷人散初夜寂寥的境况，是顺着上片的时序，着重突出“寂寥”，以渲染环境气氛。“烟草低迷”，是“暮烟垂”的扩展与加深，冠以“望残”二字，刻画出凄然欲绝的寂寥人怅对寂寥天的形象。此处是一转折，窗外已无可望，亦不忍望，只得转向室内。
“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双带，回首恨依依。”末三句是说，炉里的香烟闲绕着绘饰凤凰的衾枕，但见她愁容满面空持双带，怎能不令人回首恨依依。
“炉香闲袅”，本是宫廷中的寻常事，而在此一瞬间却产生特异的敏感作用：危急的心情，乍遇炉香闲袅，似乎得到一晌的平静，然一念及“一旦归为臣虏”，则愈觉惶惑难安。况且炉香是闲袅着“凤凰儿”的，更是凄惋万分。“凤凰儿”应是衾褥上的纹饰，同时也暗喻小周后（下句的“双带”，《古今词话》、《历代诗余》均作“裙带”，似以喻小周后为宜）。小周后的形象在这里隐约一现，是符合逻辑的，能完整地显现出词人的内心世界。在词人的眼底，往日经常出现“绣床斜凭娇无那”的媚态，而今却见她“空持双带”的愁容。江山如此危殆，美人如此憔悴，怎能不“回首恨依依”！结处明点一“恨”，倒贯全词。
这首词，巧于用典，颇具特色。此词用樱桃事，浑化无迹：若不加深思，但知其以眼前景物寄内心伤感；其实他是化用《礼记》、《汉书》天子取樱桃献宗庙的典故。用此一典，则眼前景物，不仅结合围城局势，且外现主观情愫，更显出帝王的身份。表明一个饱学的亡国之君，自被围直至被俘的过程中所不能忘怀于宗庙的必然心态。用典如此，自无诟病，堪称典范。
《全唐诗》有朱绛的《春女怨》：“独坐纱窗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欲知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朱绛存诗仅此一首，却因末句巧妙的构思留名诗坛。本曲也多少受到了这首小诗的影响。
“玉纤”与“春葱”、“远山”与“眉峰”本属于同一类概念，诗人将它们分拆开来，间以“屈损”、“压损”的词语，“损”是无复旧貌的意思。这样的安排，便带上了一种昔今对照的意味，较之直言“屈损春葱”、“压损眉峰”，更觉婉曲深沉；而“玉纤”、“远山”的拈出，也暗示出主角董针姑的年轻柔美。针姑是对针线女子的称呼，因其飞针走线，所以作者先从其“春葱”寓目入手。所以起首两句，展示了一名年轻女子一边擢弄着纤纤素手做针线活，一边愁眉紧蹙、似有无限心事的形象。
第三句承上启下。“闲愁万种”是对“屈损”、“压损”的小结，“早是”则为领起下文留出了地步。“闲愁”究竟是为了什么作者没有讲，也不易讲，因为平平地叙述解释，难以与上文楚楚动人的愁态匹配平衡。妙在诗人抓住了一个小小的镜头，让这位针线女子停住了手，“绣针儿不待穿绒”。绒即“茸”，是刺绣专用的丝线，因其茸散可以分擘而得名。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听到了门外的卖花声，这无疑是春天来临的信号。诗人在句前加上了一个“忽”字，显示了董针姑此前一直沉浸在愁思之中。猛然意识到春天，不禁停止绣作，于是这其间的感春、伤春、怀春、惜春，自怜青春，自念人生，这种种的意境便俱在读者意中了。这较之朱绛的“欲知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中”显然更为含蓄、隽永，有青出于蓝之妙。
这是一首送别词。上片写送别的情景。词人的朋友宇文德和被召赴行在所，词人为他饯行，坐在榕树之阴，痛饮美酒，以壮其行。二人依依难舍，全然没有顾及到叠鼓频催，促人登舟。二人一直饮到暮色苍茫新月已经悄悄地徘徊于山巅。离愁缕缕，有如秋水，二人不忍遽别。友情之深，留恋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场面由热烈而渐次清静，又为二人留下许多畅叙衷肠的机会。由月上暮山，到次日天明，晓帆将开，二人皆已醉意朦胧，纵然难舍，也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候。
换头，化愁为慰，友人被召赴行，词人对他寄予殷切的希望，也许可以为抗金贡献力量，现在友人全家都欢欢乐乐地走了，江上行船要忘掉一切疑虑，江边的鸥鹭也不要猜疑。最后他借苏轼鸿雁归来的典故说明南宋朝廷的形势是好的，此去也许会一帆风顺。词人和他的友人都是主战派，当时秦桧之流为了卖国求荣，陷害了许多爱国大臣，鉴于宇文德和被召、吉凶未卜，尚有隐忧，故词人写词鼓励他、宽慰他，同时也把抗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词人襟怀坦白，眼界开阔，忧国之意常现于笔端，虽为送别之词，却未写一般的离愁别绪，政治上的志同道合使全词充溢着浩然正气和豪放之情。
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