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古人说:“诗本性情。若系真诗,则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人眼便见。”(明·江盈科《雪涛诗评》)这首词正是如此,它首先展现了一位潇洒闲适、任真自然、不拘形迹的词人自我形象。这位刚从繁冗的官场生活中解组而投入大自然怀抱的词人,其心情是愉悦的“初脱尘劳”已流露出对官场的厌倦和离开之后如释重负的感受;而凭窗倚栏,细观峰峦,由朝至暮。看尽明暗变化,不仅表达了词人对大自然的喜爱,同时也表现了其凝神专注之态和闲适自得的雅致。
“看尽昏朝”,就宛如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境界,这里不仅是写山,更是衬人。正因为词人观察得入微,故能有“夜山低,晴山近,晓山高”的感觉。这三句是前面“看”的注脚。夜黑山影模糊,故有低感;晴天山色明朗,所以觉得如在目前;清晨霞映云绕,因此给人高感。其实还可补充一点,这三句不仅写出了山,也写出了观山的人。词人那种悠然心会、神与物游的情趣,也是在“看”中隐约可见。
下片词人的自我形象表现得更直接、更突出。他得闲即出,遇村辄饮。“醉模糊”逼真地描绘出酩酊醉态,而且这三字是下片的关目,以下便由此生发。因为醉,忘怀了一切羁绊,更显出任真自适的个性。“信手挥毫”三句,表现了他毫无拘束,纵横骋才的创作特征,他挥毫只是为了抒发性灵,哪管什么风骚之旨。最后三句既是其优游生活的简要概括,也是他思想志趣、情感性格的集中反映。
“乐因循”,说明他纯任自然;“能潦倒”,表现他自甘淡泊,“也消摇”,传达出他对闲适自在生活自得其乐的态度。“乐”、“能”、“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情操。据《金史·许古传》载:“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间,留饮或十数日不归。……平生好为诗及书。”可见此词确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至于他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情绪,这实在和他身处日益衰落的金末季世及其仕途多舛有关。
其次就艺术特色看,信手挥洒,凝练自然,是这首词较突出的特点。无论写景抒情,均是“信手挥毫”,表现得流利畅达、无拘无碍。
全词从入山、观山和诗酒生活逐层写来,都如清泉自然涌出,似不经意而出,一切都十分明朗真率。然而这信手挥毫又决非不加提炼、失于浅俗。相反,作者在用语上颇注意凝练。如“爽气飘萧”四字,就概括出秋日山中的总印象和观感;“夜山低”三句则更是异常准确精练地描绘出不同时刻、不同条件下的山的特色;而下阕的“乐”、“能”、“也”三字也用得恰切精妙。看来作者在看似不经意中颇多锤炼。这种雕饰而归于自然的艺术境界,说明许古确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汉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一开始诗人就将一幅繁华竞喧、富丽堂皇的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台城六代竞豪华”,是一种大笔铺叙概括性的总体描述。作为首句,气势雄阔,用词用句却十分简朴,没有任何生僻的字眼,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一笔,将整整一段历史从纵贯和横断两方面浓缩于这简简单单的七个字中,在开篇就使如此美轮美奂的六朝繁华气象如临眼前,宛如海市蜃景般的幻化出来。此情此景使读者再也不能无视那种扑面而来的奢华景象,也无法再无视那段尘封了的历史。
六朝的奢侈之风日益加深,到了南朝陈后主的时候,其奢侈程度达到了那个时代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营造了“结绮”“临春”“望仙”三座极尽奢华之高楼。诗中以“结绮”“临春”这两座典型的建筑物名称来形容陈后主这位亡国之君的挥霍无度。在这些富丽堂皇、燃尽民脂民膏的辉煌建筑群中,陈后主过的是怎样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那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首句是从总体上描述了整个六朝时代的豪华胜景,那么诗的第二句则是抓住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和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将这种豪华推了出来,并且是推向顶峰。带有举例说明以使其抒写的内容更进一层的意味。这样不吝笔墨的极度描写刻画在引起读者无数联想的同时,更为诗人点出此诗的主旨做了充分的铺垫。
第三句“千门万户成野草”,急转直下,一个“成”字成为全诗思想情感的转折点。承上启下,将前度的繁华热闹推翻,却引发了突如其来的繁华成空,万事成空的无限感慨。从六朝故旧到诗人所面对的往昔遗址,几百年的历史更迭,风烟变幻,沉重的附在这样一个“成”字上,沧桑与负重集千钧于一发。诗人的悲怆传达给了读者,成为千万人的悲怆。当日的“万户千门”早已不复存在。诗人是在遗址面前演发出了对往昔的憧憬和想象,他想象到这今日生满野草的荒凉旷野也曾是六朝繁华的一部分。以实景引出虚事,以虚像来反衬实际景物的荒凉。诚如后世辛弃疾在《永遇乐》中所写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吊古伤今之情,在虚实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中自然流露。同时,“千门万户成野草”的前四字,与“结绮临春事最奢”紧紧地衔接在一起,后三字写出了结绮、临春两座楼的变化。这句本身用“千门万户”和“野草”作比照,把陈朝的灭亡和台城的今昔写得一清二楚。
最后一句,图穷而匕首现,“一曲后庭花”交代了结绮、临春之所以成了野草的原因,总结了陈朝亡国的教训,抨击了陈后主的荒淫,全诗的意义几乎全部凝聚在这五个字之中,此诗的主旨在千呼万唤中姗姗而出。然而刘禹锡的怀古诗是十分含蓄的,他并不直接指斥昏庸帝王的荒淫误国,而是以一个典型的意象婉转地表达悲愤之情。自从陈后主亡国之后,在文人的笔下,《后庭花》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亡国之音”。在刘禹锡之后也有一些以后庭花指代亡国的名句,如李商隐“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刘禹锡在这里指出,六朝的覆灭,南陈的亡国,都只因为那曲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这里的后庭花已不再是一首曲子的名称,而是帝王为一己之享乐,以致国破身亡的代名词。这一句较之前句讽喻的意味更加浓厚。这是诗人对于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的劝谏,其苦心历历可见。
这首诗的第一句是启,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转,第四句是合。全诗承转分明而又环环紧扣,“亦不孤乐天之言。”此诗不空发议论,而是寓怀古论今于人事景物的沧桑巨变的描写中。既有厚重的历史感,也有诗歌应有的情韵。
后园里一双蝴蝶好端端地飞舞嬉戏,却被小姐吩咐丫鬟予以驱逐。蝴蝶永远搞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小姐,而读者对个中缘故却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虽然小令只有短小的五句,仍使人感到清新有味。人们欣赏无名作者新奇大胆的构思,欣赏作品柔媚的民歌风调。
起首两句是对事件背景的交代,“姐儿十六七”、“一双胡蝶戏”,纯用口语,质直无华,带有典型的小调风味。三、四句作小姐的特写。“香肩”、“玉指”、“粉墙”、“珠泪”,在民歌说来已是一种雅化,然而又与文人炼字琢词的求雅不同,使用的是一些近于套语的习用书面语,类似于说唱文学中“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等的水平,故仍体现出俚曲“文而不文”的特色。末句则沟通并表出“姐儿”与“胡蝶”两者的联系。五句三层,各层次各自独立形成一幅画面,合在一起,却成了一段情节有趣、动感十足的小剧。
本篇题称“咏所见”,当然生活中不至于存在神经如此脆弱的女子。但小曲确实让读者有所见,且对这位十六七岁“姐儿”在爱情婚姻上不能顺遂的遭际产生同情,这正说明了作品新巧构思的成功。又全曲五句纯用白描,不作半分解释和评论,这种意在言外的含蓄,也是令人过目难忘的。
利用“一双胡蝶”来作闺中女子怀春伤情的文章,在散曲中并非仅见。清代曲家潘曾莹有一首《清江引》:“墙角一枝花弄暝,庭院添凄迥。黄昏深闭门,红褪燕脂冷。飘来一双胡蝶影。”把一名未出场的独居女子的孤牺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相比较,也可发现民间散曲与文人散曲,在率意与刻意的祈向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