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借歌颂热海的奇特无比以壮朋友行色的送别诗,是诗人在北庭,为京官崔侍御还京送行时所作。此诗或写于交河郡,或写于轮台县。热海即伊塞克湖,又名大清池、咸海,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唐时属安西节度使领辖。岑参虽未到过那里,但根据传闻和自己长期在荒远之地的体验,把它写得有声有色、神奇无比。
岑参的边塞诗独具特色,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他的诗突破了以往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而《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则是其中一篇很有特色的边塞诗,它巧妙地把写景与送别结合起来,却又没有丝毫的矫柔伤感之请,代之以热情澎湃,在边塞送别诗中闪出耀眼的光彩。
全诗十六句,以夸张的手法写热海无与伦比的奇热。读罢全诗,令人如临其境,仿佛感受到蒸腾的热气。
开头两句,概括出热海的特点。“西头热海水如煮”虽是夸张,但比喻贴切,用滚烫开水作比,使人很容易想象热海的水热的程度。
热海其热无比,所以第三句说“海上众鸟不敢飞”,但这并不足为奇,奇的是“中有鲤鱼长且肥 ”,在滚烫的热海水中,居然有鲤鱼存活,而且长得又长又肥,这就很使人诧异了。
以上是“侧闻阴山胡儿语”,所用语言通俗形象,如同口语。接下去写当日亲眼所见。由所闻转入所见,过渡自然,衔接紧凑。所见情景,诗人抓住与海水密切关联的几种具体物象;岸旁青草、空中白雪、沙石虏云和浪波汉月。岸边的草木非但没有被热水灼伤而萎枯,反而青青常绿;但空中的白雪,却在很远的地方遇到热气旋就化为乌有。上有云天白雪,下有绿叶青枝,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热海,风光奇异。“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两句十四字中,用了蒸、烁、燃、沸、炎、煎六个动词,夸张地描绘出热海的威力:蒸热了沙子,熔化了岩石,点燃了天边云朵,煮沸了细浪,烤热了波涛,煎烫了高空明月,充分显示出诗人炼字之工和大胆而奇异的想象。
“阴火潜烧天地炉”四句,诗人突发奇想,发出喟然之叹:蕴藏在地下的火,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常燃不息,为什么偏偏把这西边一角烧得这么热?高处,它吞食月窟,侵及星辰;远处,它的气焰越过西方的赤坂,一直威逼更远的单于。诗的十三、十四句,交代吟诗的环境和原由。吟诗是为了为友送行;地点在天山脚下的城郭;时间是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际,触景生情,引起一番对热海的赞叹。
诗的最后两句,诗人用风趣的语言,作了临别赠言:“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意思是说:侍御大人自京师御史台来边陲视察,尽管您威严如霜,但为这热海般的将士赤心所感化,您那冷若寒霜的威严也会淡薄的。
岑参的这首诗 ,在写作手法上以“侧写”标新,全诗写热海 ,由水中到地面到空中,处处炎气逼人,除了“侧闻”的“水如煮 ”外再没有出现一个“热”字,而是通过鱼、鸟、草、雪、沙、石、云、浪、波和月等景物的描写,表现出热海之热,使全诗真实可感。
此诗寄情出人意表,构思新奇。诗人巧设回环,在极力描述了热海之奇景,让读者陶醉于热海风光之时才宛然一转,表明自己吟诗的环境和缘由,“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在天山脚下的城郭,在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时,与朋友送行,无尽的离别之情用一“醉”字消融于无形,豪放不羁。“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这最后两句,用热情洋溢的语言盛赞崔侍御的高风亮节,连热海的炎威也为之消减。
这首诗和同期所写的《夜读兵书》等诗一样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开头两句生动地描写春社日农村的热闹景象。三四句突然转折,写农民只不过暂且祈求麦熟能吃饱饭,不能再说谷践伤农。这样写,含意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的深厚同情。接着,由此联想到该窜逐那些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同时希望朝廷尽快起用抗战志士张浚,使天下贤才能云集朝廷,让有才能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结尾两句进一步表明诗人的强烈愿望:只要天下贤人都能云集朝廷,国家中兴有日,即使自己穷死山村亦胜于封侯。充分表现了诗人不计一己之穷通崇高的精神境界。
诗人用“棠梨花开”起兴,塑造了一幅春枕日的美好景像,继而又用“社酒浓”,“鼓冬冬”作更细致的描绘,反映容社日的欢乐、热闹。这种从视觉、嗅觉、听觉三个角度来表现的方法,是古代诗人常用的艺术手法。
这是一首托古见志的咏史诗。
第一句,破题突兀高远,把博浪沙一事概括殆尽,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恰到好处,余下的场面任凭别人去感受,去想象。绝句由于篇幅短小,往往采用这种抓住要点的写法。“击”字如惊涛拍岸,“豪”字则气势冲霄。第二句,转入议论,书事雄胆遒劲,抓住“祖龙社稷”的本质紧紧不放,是“击”的目的和效果。第三句,引证出奇探幽,运用十二金人这一个典故,转入一个新意境,令人惊愕。第四句,诗人故作问句,深切显示出对秦始皇的冷嘲热讽,且干脆利落,从容自然,“铁未销”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诗就是抨击秦王朝企图消灭农民武装的暴虐政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与人民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妙设讥刺,词新语尖,道人未道。这种刻意翻新,以议论为主的诗风,正是元初某些诗人受宋诗影响的具体表现。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