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在历代的诗词中,有不少咏梅之作。前半盛赞梅花傲霜斗雪,凌寒独开,芳香四溢,暗喻诗人坚贞不屈、不与流俗合污的高洁品格;后半写诗人怀念远方友人,要折梅相赠而不能的神伤之情。全诗简朴、疏淡,含韵慰藉,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
“早梅发高树”,起句直写梅花,笔姿飞扬,醒人耳目。一个“发”字极富于神韵,不仅写出梅花绽开的形象,而且予人一种“能开天地春”(清人沈钦圻咏梅诗句)的生机蓬勃的感受,把早梅昂首怒放、生机盎然的形象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其背景高远广阔的碧蓝的天空,不仅映衬着梅花的色泽,更突出了它的雅洁,不同凡俗。高树,既是实写,又是诗人心中意象的再现,自喻行高于时人,并与下旬“迥映楚天碧"紧相粘连,构成一幅情景融和的意境。避望楚天,辽阔无际,明净的碧空映照着早梅发出的光泽,使人感到梅花分外娴静高洁。这两句诗,言辞简洁,而情波荡漾,深寓着诗人对早梅的赞叹之意。诚如王国维所说,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第一、二两句是描写梅花的外在之形,“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两句进一层刻画早梅内在的气质。尽管北风吹打,严霜相逼,而梅花仍然在寒风中散发着缕缕芬芳,在浓霜中增添着洁白的光泽。这两句诗一写“香”,一写“色”,集中地写出早梅傲视风霜,力斡春回的风格。“飘”字寓有四散的意思,王冕《墨梅》诗有“只留清气满乾坤”,用的也是这个意思。诗人咏梅,目的是为了抒怀,是为了言志。诗中梅花的品格也是诗人心灵的一种物化。
诗的下面四句,由咏物而转入抒怀,进而推出新意。当诗人看到早梅绽放的时侯,不禁怀念起远方的友人来,于是借物抒怀:“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往事如潮,涌上心头。他极想攀折一枝寒梅,赠与友人聊以表达慰勉的情意。可是转念一想,千里迢迢,山水阻隔,这是无法如愿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罪谤交织,群疑当道”, “故旧大臣”已不敢和他通音讯,在寂寞和孤独中艰难度日的柳宗元是多么思念亲友们啊!于是想到折梅相送,可亲友们远在万里之外,是根本无法送到的。这里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作为一个“羁囚”不能连累了亲友。透过字里行间,人们不难体会到诗人那种伥惘、不平之情。这两句诗,原是化用北朝陆凯《赠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诗意。都是叙写对故人的思念,但是两诗的情趣迥然不同,陆诗洒脱,柳诗沉郁。正是因为他们写诗时的处境和心情并不相同,情趣也就各异了。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两句诗是紧承上两句发展出来的,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诗人意识到,由于关山阻隔,时日过久,梅花势将枯萎凋零,于是喟叹“我将用什么去慰问远方的友人呢?”。柳宗元从梅的早开早落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境遇,不禁忧从中来。正因为忧其早开早落,所以柳宗元也是在自我勉励,自我鞭策。
这首《早梅》语言平实质直,不事藻饰,意脉若隐若现,艺术美和人格美的融和合一,形式的质朴,感情的其淳,流露出来的诗人的高洁、孤傲的情志。诗人以早梅迎风斗寒,昂首开放的英姿,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正直无私的胸怀,显示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表现了自己孤傲高洁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首诗用简朴、疏淡的文辞刻画早梅傲立风霜昂首开放的形象,抒写诗人的情志,状难写之物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的风骨与作者的人格融为一体,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委曲,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
全诗共八章,取喻多奇。首章“騂騂角弓,翩其反矣”,是用角弓不可松弛暗喻兄弟之间不可疏远。“兄弟昏姻”是同类连及,并无确指,着重点是同宗兄弟。“兄弟昏姻,无胥远矣”,为全诗主题句,以下各章,多方申述,皆以此为本。
第二章叙说疏远王室父兄的危害。“无之远矣,民胥然矣;无之教矣,民胥效矣”,四句皆以语气词煞尾,父兄口气,语重心长。作为君王而与自家兄弟疏远,结果必然是上行下效,民风丕变,教化不存。
第三章用兄弟之间善与不善的两种不同结果增强说服的效果。和善的兄弟相互平安相处,泰然自得,不和的兄弟相互残害,不能自保。如果说这一章还是因说理的需要而作的正反两方面的假设,那么第四章则是通过现实中已成为风气的责人不责己的小人做法直言王行不善的社会恶果。“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不善良的兄弟间只知相互怨怒,不顾礼仪道德,为争爵禄地位各不相让,涉及一己小利便忘了大德。
第五、六两章以奇特的比喻、切直的口吻从正反两方面劝诱周王。只有自身行为合乎礼仪,才能引导小民相亲为善。“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取譬新奇,以物喻人,指责小人不知优老而颠倒常情的乖戾荒唐,一个“反”字凸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正面教导养老之道。第六章更是新意新语竞出。“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用猿猴不用教也会上树,泥巴涂在泥上自然粘牢比喻小人本性无德,善于攀附,如果上行不正,其行必有过之。后两句“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又是正面劝戒,如果周王有美德,小民也会改变恶习,相亲为善的。此意与后世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正相一致。
诗的最后两章以雪花见日而消融,反喻小人之骄横而无所节制和不可理喻。“莫肯下遗,式居娄骄”和“如蛮如髦”说的是小人,却暗指周王无道。有鉴于此,诗人不禁长叹“我是用忧”,此“忧”非为自身忧,也非为小人忧,而是为国家为天下而深怀忧患。
全诗因是父兄口吻,所以“少微婉,多切直”(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孙鑛语),少了一些通常意义上的诗味。又正因为是父兄口吻,全诗以气贯通,或取譬,或直言,都在光怪陆离中显示出一种酣畅,一种奔涌的激情。因此孙鑛给出“风骨自高奇”的评价。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
《西游记》第九回,书中写道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位是渔翁张稍,一位是樵夫李定。一日,他们在长安城里卖了鱼和柴,便进入酒馆之中吃了个半醉,徐步而归。二人以对诗的形式,夸赞渔樵生涯。这首词,是他们对诗的第六首,是樵夫李定所唱。
渔翁张稍和樵夫李定,是两位隐于渔樵的幽人雅士,因为现实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腐败,他们宁可去捕鱼打柴,也不肯去同流合污。他们在诗词中反复赞美渔樵生涯,以此与名利场中做对比,来反衬现实的黑暗。这首词,在迫求”随心快”、“殊自在”、“无挂碍”、“无利害”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在对渔樵隐逸生活歌颂、赞美,甚至是美化的同时,还对历史的兴亡、朝代的更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不管人间兴与败”,在这历史虚无感的后面,是对现实社会的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