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民歌中,情歌一类数量很多。它不仅有较高的审美娱乐价值,而且也起到实际的爱情桥梁的作用。在我国西南民间,对歌的风俗自古很盛。刘禹锡谪居巴楚间的诗作中就有这种民俗的描写,这首《踏歌词》就是。踏歌是不用伴奏、踏地以为节拍的徒歌,是民歌的一种唱法。刘禹锡居夔州时创作了《踏歌词四首》,这是第一首。
开篇以景起兴。春江水涨,几乎平堤。尤其在月下,堤面和江面都明晃晃连成一片,更给人水与堤平的感觉。“大堤平”三字,不仅写出江水上涨,大堤平宽,还写出月色的皎洁。就在这样的春江花月夜,堤上走着成队的“女郎”。她们都是生在村野的民间姑娘,是趁月圆之夜“踏歌”来的。她们初来的情态是彼此偎靠连袂而行,既兴奋,又含几分娇羞。一二句写“春江月出”,是暮色;三四句写到“红霞映树”,是拂晓,其间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省略了一些情事。从三句的“唱尽新词”和“欢”等字样看,省去的正是“新词宛转递相传”的对歌的情景。民间对歌,词儿大多是即兴新编,言为心声,所以是“新词”。“欢”则是女方所悦的男子,即对歌的另一方。歌声一起,姑娘们最初的娇羞立即被赶跑了,到后来,新词唱尽,便与所欢相就。所以同组第三首《踏歌词·新词宛转递相传》就写道:“月落乌啼云雨(指男女私情)散,游童陌上拾花钿。”在这样美丽的夜晚并非十全十美,有人找到情侣,同时也有人找不到。三四句正是这样一个特写的镜头。它表现的并不是全部的女郎而是其中的某一个。在别人都凭歌声为媒介而会到自己所“欢”的时候,她却是“唱尽新词欢不见”,尝到了失望的滋味。但她仍旧怀着希望,一直等到“红霞映树”的早晨。小伙子最后是否来了,“鹧鸪鸣”声似乎有所暗示。然而终究是个谜,有两种猜法。鹧鸪雄雌和鸣,也许暗示姑娘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心上人。但也可以是相反,这双双鸟儿和鸣之声反衬出她的烦恼。不光这结尾有些扑朔迷离,第三句省略的主词也有解作女郎全体的。从而这就成了一个很离奇的夜晚——小伙子们都没有来,姑娘们都有些不堪。总之,由于使用了省略和暗示的语言,使得此诗意境灵活,不易确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诗写出了妙龄中的女郎对爱情失望而有所期待的心情。
这首诗分前后两段,每段各八句。九、十两句是前后段的过渡。前段主要写淮阳秋景。起二句总写金风摇荡,玉露凋林的景象,明点题内“秋”字。一“荡”字不仅传出秋风摇扬之状,而且兼含荡涤之意,连同下句“凋”字,将金风玉露的肃杀之气形象地表现出来。金风摇荡,初秋时节尚存的绿叶等随之被荡涤,林木显得萧疏,故云“荡初节”、“凋晚林”。后一句为杜甫《秋兴》“玉露凋伤枫树林”所本,杜句固然青出于蓝,李句也写得充满秋意。三、四句从自然景物之肃杀凋伤转入人事,贴到自身。当时作者参与杨玄感反隋失败,被捕逃亡,处境艰苦,故自称“穷涂士”;由肃杀的秋景联想到自己的穷困处境,故忧思郁结。两句已透出“感”秋之意,“伤”字更明点“感”字。五、六句又勒回写眺望中的秋景:田野平旷,但见蒹葭芦苇,四处围合;村落之中,唯见藜藿纵横,杂草丛生。两句写出田野荒芜、村落残破的荒凉景象,“合”、“深”二字,更透出杳无人迹的情景,杜句“城春草木深”的“深”字似亦从“藿藜深”脱化。这正是隋朝末年中原地区在酷重赋役压榨下千里萧条景象的真实写照,足以印证“岁饥,削木皮以为食”的记载。七、八两句又收回到“感”字,说明眺听之间,无不使自己徘徊伤感,独自泣下。以上八句,情、景相间,“秋”、“感”相浃,前四句犹因自然景象而兴感,后四旬则因现实社会的残破荒凉而增悲,在重复中有递进。
九、十两句用顶针格紧承上文,以设问引出“怅然怀古意”,转入后段。所谓“怀古”,实即“感”的进一步发展。“秦俗”暗喻隋末乱世,“汉道”隐指重建之清朝。作者有感于乱世末俗尚未荡涤,盛时明代尚不可望,这正是他之所以“郁陶伤寸心”、“徙倚独沾襟”的原因。但又转念,当“秦俗”未平,“汉道”何冀之时,如樊哙、萧何等人,虽或出身市井屠者,或为刀笔小吏,一旦与时运相遇,却做出改朝换代、重建明时的大事业,万古流传其不朽之名声,因此感到自己虽生此乱世,但只要奋起图王,仍可像樊哙、萧何做出一番事业。“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这是他感秋伤时最后引出的结论,也是他对自己人生观的明确表述。这“世上雄”自然泛指隋末群雄,也显然包括自己。这八句纯粹抒感,以“怀古”抒伤时之慨,表乘时奋起之怀。
这是一位有雄图大志的人物在乱世中面对秋景引发的联想与感慨。古代有不少不得志于世的士人,想在乱世中一显身手,一展宏图。这种乘乱奋起的思想在一部分士人中相当有代表性。诗写得沉郁苍凉,透出特有的时代气氛。
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
《折杨柳歌辞》,《吹府诗集》收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共五首,内容相贯,主要为征人临行之际与其情人相互赠答之词。折杨柳是古代送别的习俗,送者、行者常折柳以为留念。
第一首是写“行客”告别亲友远行之际,“上马”理当挥鞭启程,可他却“不捉鞭”,反而探身去折一枝杨柳。柳者,留也,在古代习俗中是作为惜别的象征。这一细节,正表现出其依依惜别的心情。而此时更传来了悠悠长笛之声,岂不更令人怅惘,别情难抑!诗前三句纯用叙事代抒情,不明言离愁,而巧妙地用“柳枝”、“长笛”象征离情的事物意象作垫衬,逼出最后一句“愁杀”两字。
第二首中,“愁不吹”点出与“郎”经常离别,故女子大发奇想,希望成为心上人的马鞭,终日伴随情郎身边。诗蕴藉有致,颇带南方吴声西曲的柔情;但又颇有不同,“愿作郎马鞭”的痴想就明显带有北方器物的特征。诗以刚健之笔抒温婉之情,于爽健之中寓缠绵之情致。
第三首是写放马的情形。马不戴羁,人扛马鞍,人随马走,然后提出疑问“何见得马骑”,怎么不见你骑马呢。远离故乡前夕,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对未来充满了迷惑与不解。
第四首诗写征人遥望漫漫征程,对此行怀有隐忧。此诗应当注意两点:(一)作者当是北方少数民族,或为鲜卑,或为其他,虽已难深究,但其显然习惯于北方大漠生涯,来到中原沃土为时未久。故“遥望”之际,对“杨柳郁婆娑”之中原景物倍觉新鲜。“郁婆娑”三字十分传神,令人想见垂柳成行、依依摇曳之美景。此种景物描写,在北歌中极为罕见。(二)此诗当原用北族语言,经过汉译。“虏家儿”者,即出诸汉人译笔,北方民族断不会用此贬词自称。至于诗中透露出其时南北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信息,亦值得重视。
第五首诗是写一场激烈的马赛前的情景。赛马场上,人强马壮,跃跃欲试。作者不禁感叹:健儿要获胜,必须依靠骏马;但快马要显示出其善奔,亦须依靠骑术高明的健儿。两个“须”字,突出了人马互相依赖的重要关系。“跸跋黄尘”,动人心魄,展示出万马奔腾的壮阔景象。这是作者的揣想之辞,故云“然后”才能决一雌雄。诗有议论,有描写,场景阔大,给人一种阳刚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