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工匠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先将工具淬火打磨锋利，挑选测量好合适的材料，这样才能出力较少而收效显著。圣人治理国家，必须先选拔士子当中的贤能者，精心考察他的声誉和实际能力，然后再委派给他具体的事务，事情就能办妥帖了。所以选拔人才的办法，是当今最要紧的政务，自古以来遵守成法的君王，谁不重视选取人才的办法呢？然而在这之中得到人才的有，失去人才的也不能说没有；称职的人才有，选错了人才的也不能说没有。如果一定要得到称职的人才，不失去贤才，不妄然举荐，应像汉代左雄所说的那样，对诸生考查学术传承、对文吏考查奏章写作才好。
所说的文吏，不仅指那些只会写文章的人而已，他们一定要通晓古今之道，熟悉礼仪法度、天象吉凶、人事成败、政令教化的修改施行，然后带着这些经验去处理政事，就会使政令平和详稳；如果有事关重大的讨论，使他们用古往今来的例证参照佐证。所说的诸生，不仅指那些记诵经典字句训诂的人而已，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典章礼法，熟悉古代政治制度、大臣和君主的种种威仪、时政的沿袭变化，然后再让他们去处置事务，那就会为国家的治理增光添彩，如果有事关重大的讨论，便可以命他们用经术来断定是非。
拿今天的事物和古代比照，今天的进士，就是古代的文吏；今天的明经，就是古代的儒生。然而现今策试进士，却仅仅以解说章句文字和声韵对偶为试题，只崇尚文辞的华美，都是些有小聪明的人擅长的事；策试明经，仅仅以背诵记忆对答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不去责求经典大义，都是些蠢笨卑下的人擅长的事。这使得有贯通古今的才能之士成为世上多余的人，有旷世之才的高明之士很多都被世俗所排抑。所以学写文章的人竟然彼此告诚说：“稍看点书就足够了，把辞藻写得浮艳些才是时尚之文，和政事有多少关系呢？”死读经书的人则说：“传抄模仿是必须要做的，在背诵温习（古人训话章句）上要勤奋，经典中的大义道理有什么可取的？”所以为父为兄的勉励他们的儿子兄弟，当老师的勉励他的弟子，竞相写作那种浮华美艳的文章，以此来追逐时尚并猎取功名。为什么呢？因为当世的取舍标准就是如此，所学的内容当然不得不按照这样的要求。像这样的一类人，如果选拔他担任某种职位，进入官场，一旦国家有对重大问题的讨论，站在朝堂、宫廷之上，修改礼乐制度，修订法律条令，审判疑难案件，他们如何能使政令平和详稳，为国家的治理增光添彩，用古往今来的例证参照佐证，用经术来断定是非呢？必定会唯唯诺诺罢了。
文中子说：“文章啊文章啊，难道只是写出来就可以了吗？其中一定要贯穿着圣人之道才是。学习啊学习啊，难道只懂得背诵记忆就可以了吗？其中一定要申明道义才是。”所以人才不能随随便便求取到已经很久了，如果一定要区别他们不同方面的才能，就应该多少按照汉代考试写作公文、谈论学术源流的做法。策试进士，要考些诸如国家的大政方针什么最要紧，治理民众的事务什么最紧急，政令教化的利害得失以什么为关键，安定边疆的妙计良策都有哪些等，命他们以最切合当今之需的问题进行答辩，不仅仅用解说章句文字和声韵对偶使他们疲于应付；策试明经，应该让他们阐述礼乐制度需要如何进行修订增删，天地的变化究竟如何，礼器的制度有哪些是应该推崇的，各自用经典当中的言语作为佐证进行答辩，不单单把会背诵、会模仿作为衡量才能的标准。这以后排出优劣次序，来升迁或贬黜他们，或许取舍的标准便可以彰显在人们眼前了，这难道还能说是厌恶有用之才而学习无用之学，不接受安逸而趋于烦劳吗？因此学子们都不会再去学那些毫无用处的言辞，那么儒业（就会）专一而有的放矢了；一心一意地学习圣道，久之便能深入其内心了。这样的心得，既可以用在朝廷之中，也可以用在管理民众当中，用到哪里问题不是迎刃而解呢？其他任职的年限和资历，也是不足取的。
注释
遴柬：选拔。
练核：精心考查。
守文之君：指第二代以下之帝王。《史记·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索隐：“守文犹守法也，谓非受命创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为之主耳。”
谬举：指错误的荐举。曹植《求自试表》：“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
左雄(？一138)：字伯豪，东汉南郡涅阳(治所在今河南邓州东北)人。安帝时举孝廉，迁冀州刺史。顺帝时，掌纳言，官尚书。《后汉书·左雄传》称其上言“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帝从之。”
政体：此指施政的要领。
策：策问。汉代皇帝为选拔人材举行面试，事先把问题写在竹简上，应考的人按策上题目对答。
诬艳：指文辞的浮艳失实。
辟雍明堂：周朝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太学称辟雍。明堂为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地，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
文中子：隋朝王通的私谥。王通(584-618)，字仲淹，初唐诗人王勃的祖父。著有《中说》，又称《文中子》。文中所引，见《中说》卷二，文字略有不同。
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皮日休著有《牡丹》：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这首诗，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只是夸奖牡丹“一花独放，独香天下”的好词而已。私下以为，鉴赏文学作品，一定要从作者的身份乃至当时的历史环境去思量、细琢磨，方有心得。
大家知道，皮日休，是现实主义诗人，他出身贫苦家庭，对晚唐黑暗现实不满。他认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鹿门隐书》）”他肯定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国君如“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始》）”唐僖宗乾符五年（878），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他曾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奉为“圣人”。他说：“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由此，可看出他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敬慕之情。
这首歌颂牡丹的诗，从表面看，他赋于牡丹以坚强的性格，描写它敢于在晚春末日一花独放，花中称王的高大形象和气魄，颇似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题旨。黄巢写自己敢于藐视李唐王朝，决心推翻李唐王朝的气魄。皮口休这首《牡丹》诗，又似在通过花王牡丹暗示农民起义领袖，从而歌颂黄巢敢于反抗现实称王天下的气魄和革命精神。
“落尽残红始吐芳。”起句一下子把人们引向一个春色将阑的尾声世界，使人看到落红遍地，一片残败狼藉的景象，让人感到落红难缀，惋惜春天即将逝去。但正是在这春色将阑百花齐谢的晚春时节，被人称道百花之王的“牡丹仙子”却亭亭玉立，一花独放，开始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使人在失望中又感到春的希望。这何尝不是唐王朝病入膏肓，濒于土崩瓦解的来世，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长安称帝的现实写照呢？
“佳名唤作百花王。”次句紧承上句意脉，诗人像称黄巢为“圣人”一样，同样认为牡丹花能在“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晚春世界，吓人地生气勃发，吐蕊怒放，要稳占春光。它应该登上花王的宝座，享有“百花王”的佳名。
“竞夸天下无双艳。”这句写牡丹芳姿艳质，花光万里，是天下无与伦比的。表面上称赞：“牡丹花品冠群芳，”“牡丹仙子”甲天下。实际上是对“冲天大将军”黄巢的极口赞扬，也是人民竞夸起义领袖的心声。
“独立人间第一香。”这句承上句写花美，而进一步写花香，也暗合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句意。诗人认为牡丹不仅花色绚丽，端正大方，极富大国风度，有“国花”之称，而且是香飘天下，花香万里。又因牡丹开放，时值晚春末日，正是百花凋谢之时，故诗人极口赞扬只有牡丹巍然独立，一花独放，独香天下，是人间第一花香。
起首一句气势不凡，笔力沉重，着一“又”字，言东风无情，实则人有情，烘衬出内心的愁怨之深，此意直贯全篇。第二句的“艳粉娇红吹满地”，正面描写落花，“粉”是“艳”，“红”是“娇”，不仅描绘了花的色彩，而且写出了花的艳丽娇冶如人。着力写花的美，也就更反衬出“吹满地”的景象之惨，满目繁华，转瞬即逝，使人触目惊心。“吹”字暗接“东风”，进一步写东风的无情。上片歇拍两句，上句词意深厚，楼台高远，帘影层深，是怕见春残花落触动愁肠，虽然较之近观增加了几分隐约朦胧，但花飞花谢仍然依稀可见，“不遮愁”三字十分生动、传神。
景既不能遮断，愁自然油然而生。下句语浅而情深，红稀绿暗的春残景色“还似”去年一样，“还似”二字，回应首句“又”字，申说花飞花谢的景象、春残春去的愁情，不是今年才有，而是年年如此，情意倍加深厚，语气愈益沉痛。
过片表面上自责“错管”，实际上写有情，花落春去，人力无法挽回，惜春怜花，只能是徒然多事而已。当初不能通晓此理，每逢登临游春都为花落泪，现看来都属多余的感情浪费。表面上看似怨悔，实是感伤。结拍“两句，化用崔敏童的”能向花前几回醉，十千沽酒莫辞频“（《宴城东庄》），转写今日此时，表面上自解自慰，说伤春惜花费泪无益，不如痛饮美酒，恣赏落花，语极旷达，实际上却极为沉痛，较之惋惜更深一层。群花飞谢，还没有委埋泥土、坠随流水之前，”吹满地“的”艳粉娇红“还可供人怜惜，然而这种景象转瞬间即将消逝无踪，又能够看到几次？更又能看得几时！”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韩偓《惜花》），”直须深“的连连呼唤中，蕴藏着无计留春、悲情难抑的痛苦，但这种感情却故以问语相诘，就显得十分宛转。此二句明朗显豁，曳顿挫，有一唱三叹之妙。
此诗一开头就表达了与韩愈不同寻常的交契，流露了一种深切的眷念和向往的心曲。首联“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两句笔力奇横，表现了忠臣遭斥逐，寒士心不平，甘愿陪同贬官受苦的深厚友情。
中二联直抒别后景况。颔联“隔岭篇章来华岳，出潮书信过泷流”两句表明二人正是高山流水，肝胆相照。韩愈诗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潮马不前。”贾岛则报以“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这是互诉衷曲之语。“悬”、“浸”二字，一高一下，富于形象。望不到尽头的驿路，盘山而上，好像悬挂在耸入云霄的峰峦上。这是途中景色。潮州滨海，海潮浸到城根，地卑湮湿，老树为之含秋。这是到任后的景色。“峰悬驿路”是写道路险阻；“海浸城根”则说处境凄苦。“残云断”内含人虽隔断，两心相连之意；“老树秋”则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慨。在物景烘托中透露作者深沉的潮怀心情。
写到第三联，已把坚如磐石的友情推至顶峰，诗的境界也达到了高峰。第四联则荡开一笔，别开生面：“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月光如洗，天下昭然，友人无辜遭贬的冤屈，自将大白于天下。这里针对韩愈“好收吾骨瘴江边”一语，一反其意，以美好的憧憬结束全诗。
此诗首联写意，次联写实，三联写悬想，尾联写祝福，而通篇又以“此心”二字为契机，抒写了真诚的友情。八句诗直如清澄的泉水，字字句句皆从丹田流出。诗的语言酷似韩愈《左迁至蓝潮示侄孙湘》一诗的和诗，真是“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欲写迎春，却落墨于松竹、桃李，曲笔有致。松竹皆岁寒不凋、翠叶常青。迎春则能“带雪冲寒折嫩黄”（韩琦语），最先点缀春色。因而它友于松竹，与纷艳一时的桃李不能同日而语。自古来文士都视松竹为坚贞高洁的象征。陶潜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白居易则“植竹窗前，日日观照。”（《竹窗》）说迎春欣喜自得为松竹近邻，实是赞人的高风亮节、卓然独立。唐人爱牡丹，最不喜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道：“城东挑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更以桃花讽刺显赫一时的满朝新贵。白居易曰迎春花“不随桃李一时开”，是麻姑手搔到了刘禹锡心头的痒处。语似平易，实则痛快淋漓。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杏园，据说那里是“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唐代每年科举放榜后，新登进士多游宴于此（见《松窗杂录》）。这是个众芳斗撼 热闹非凡之处。然而迎春花却自有佳处，它先于群芳，应春傲然怒放。迎春花热情地邀请刘禹锡在桃、李、杏等花未开时，不妨来看一看。其超群拔俗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两句紧扣诗题“招”，极为贴切。“岂敢”二字下得遒劲、有力，“且”字用得玩皮、冷峻。联系刘禹锡的生平事迹看，这两句显然是借花喻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一一遭贬。十年后，刘、柳等应召人京，待起用。谁知刘禹锡不肯改悔，游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讥刺权贵，因之刘、柳等又再度被谗毁、出贬。十四年后，刘禹锡仍然不易初衷，从洛阳一回到长安就旧地重游，并以诙谐、嘲笑的笔调作了《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不像是渡尽劫波人的口气，倒是有一种坚持立场、九死不悔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后的豪放风度。这正是诗人笔下迎春花的气派。
刘、白交往数十年，相知甚深。故此诗虽然只就普通的迎春花着笔，却点活了人物的神采，含蓄地写出了刘禹锡的政治倾向、铮铮铁骨和倜傥风流。此可谓是善于小中见大，超然物外。作为一首咏物赠人小诗，非莫逆至交者，写不得这么深致。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