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全诗清晰地显现出三个层次。
首四句总写秋日的节侯特点及其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前二句首先写出秋天的一派肃杀之气。“仲秋月”就是农历八月,是典型的秋日,此时天气转凉,霜露渐起,百物凋零,所以冠以“萧瑟”二字。“飂戾风云高”是说此时节云淡天高,秋风阵阵。“飂戾”就是风声。如此萧瑟的节候自然会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感应:“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住在山中的人会首先感到这时序的变化;远行在外的人很容易产生凄凉之感、思家之念,以至于要放声唱歌来舒散心中的愁闷。这一层写出了对秋日的总体印象,为后面的具体描写秋景张本。
接下六句为第二层意思,写自身所感到的节候变化。“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是说稀疏的树林中不断地刮起冷风,空荡荡的山峦上聚集着浓云,这是山林中的变化。“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是说浓重的露水洒落在庭院中的树上,繁密的叶子就从茂盛的枝条上落下,这是庭院中的变化。这种无情的肃杀之气虽说无可抗拒,但在受其摧残的时间和程度上,各种景物是不相同的,那是它们各自的品质和抗御能力不一样,所以紧接着补了两句:“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菌是一种寿命极短的植物,《庄子》上曾说过“朝菌不知晦朔”,所以作者抚之而生悲。苍松不怕寒冷,秋气无损于它,所以作者不禁要攀其枝叶,投以羡慕的眼光。这一层写的虽是眼前常见景物,刻画却是精细而鲜明的,而且诗人还为之动了悲、羡之情,足见他并没有用哲人的冰冷目光去静观这种“时变”,而是饱含着诗人的感情去体察的,也就是说诗人是以热呼呼的心肠描绘出这秋日的凄清画面的,所以其间充溢着浓郁的诗意。
松柏是高洁品质的象征,上句诗人既有羡于松,虽是写景,但个人志趣已经流露,后四句遂顺调转入抒写自己的情志。“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是说:在这秋天的日子里,大自然尽管如此萧瑟,我还是愿意投身于它的怀抱,远远地来到林边野外钓鱼,与朝廷、市场这些争名争利的场所断绝联系。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意思是说:只要把纷繁的世界看得淡漠,无求于人,无苛于己,保持着远古人的心胸,那我们离无为自适的境界也就不远了。“濠上”一典出于《庄子》的《秋水》篇,其中写庄子与惠施在濠上(在今安徽凤阳)闲游,看到鲦鱼从容出游,因而引起了鱼究竟知不知道快乐的一番辩论,后世就把濠上指代逍遥闲游的地方,把崇尚老庄就说成是濠上之风。此二句是谈玄论虚之词,也是全篇的旨归。道家认为一切礼乐道德等社会规范,以及人们有组织的行动与交往都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扼杀,所以他们要摆脱一切制度与文明的束缚,把任情适性、归真返朴当作终身追求的目标。这里颂扬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孙绰此诗虽也涉及玄理,却并不淡然寡味。首先,作者是在对秋日景象的描绘和由此而产生的悲、羡之情上引出对濠上之风的颂扬的,这是诗歌艺术上常用的讽咏比兴法,因此自然也具有艺术感染力。其次,此诗所涉及的玄理,并非阐释道家的具体教义,仅仅是表明一种归依道风的感情,而表现感情乃是诗歌的天职,诗情诗味即由此出,这也是此诗不乏诗味的原因。
当然,此诗虽也较多地写了山水风景,林野秋色,但因为它既未以游览作为描写景物的过程和手段,也没有把自然景物作为美感观照的主位对象,所以它仍属于玄言诗,还不是一首山水诗。但是,孙绰本人是爱好山水的,描摹山水的本领也是高超的(例如其《天台山赋》就写得掷地有声),而且他“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所以他诗中的自然景物(包括山水),也就应当另眼相看了。此诗借秋日景物来表明其向往濠上之风,也就是为了化解其胸中郁结,这与“老庄告退”后兴起的山水诗有着共同之处。更明确地说,被称为空洞虚泛的玄学,却也有其注重自然之道、注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面。作为玄学的诗歌形式的玄言诗,因而也有其注重从自然——山水之中体悟玄理,亦即企图让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取得和谐的倾向。正是这个倾向的不断发展延伸,才终于有了以山水为重头、而玄理退居为“尾巴”的山水诗。孙绰此诗中,阐明玄理虽然还是诗的主要目的,但谈玄在篇幅上已是“尾巴”了。因此,如果说此诗包含着山水诗的某些因素或萌芽,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汉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