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它以“耳闻”为线索,按时间的顺序,由暮——夜——夜久——天明,一步步深入,从投宿叙起,以告别结束,从差吏夜间捉人,到老妇随往;从老翁逾墙逃走,到事后潜归;从诗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程告别,整个故事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情节完整,并颇为紧张。诗的首尾是叙事,中间用对话,活动着的人物有五六个之多,诗人巧妙地借老妇的口,诉说了她一家的悲惨遭遇。诗人的叙述、老妇的说白,处处呼应,环环紧扣,层次十分清楚。
诗人虚实交映,藏问于答,不写差吏的追问,而只写老妇的哭诉,从哭诉中写出潜台词、画外音,将差吏的形象融入老妇的“前致词”中,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诗人写老妇的哭诉,语言朴实无华,一个典故也不用,很切合老妇的口吻,且随着内容的多次转韵,形成忧愤深广、波澜老成,一唱三叹,高低抑扬的韵致,使沉郁顿挫达到极致。
全诗述情陈事,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在这里,诗人通过新颖而巧妙的艺术构思,将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的感情融化在具体的形象里,浇注于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让故事本身去显露诗人的爱憎。这种以实写虚,以虚补实,虚实相映的艺术手法,使全诗显得简洁洗练,而又蕴涵丰富。
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玩味,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未晚先投宿”,更何况在兵祸连接的时代。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他或者是压根儿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总之,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浦起龙指出这首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这不仅是就“有吏夜捉人”说的,而且是就头一句的环境烘托说的。“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以下情节,都从这里生发出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意更丰富。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老翁立刻“逾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
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关系。“妇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来的。下面,诗人不再写“吏呼”,全力写“妇啼”,而“吏呼”自见。“听妇前致词”承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词”是老妇“苦啼”着回答县吏的“怒呼”。写“致词”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明显地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读这十三句诗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这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而县吏则在那里洗耳恭听。实际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转折。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泣诉的时候,也许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交县吏看。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她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这两句,也许不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先说了一句:“家里再没人了!”而在这当儿,被儿媳妇抱在怀里躲到什么地方的小孙子,受了怒吼声的惊吓,哭了起来,掩口也不顶用。于是县吏抓到了把柄,威逼道:“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哭吗?”老妇不得已,这才说:“只有个孙子啊!还吃奶呢,小得很!”“吃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奶孩子,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妇的“致词”,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不再“怒吼”了。
最后一段虽然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表明老妇已被抓走,走·时低声哭泣,越走越远,便听不到哭声了。“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作者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这是一段讨论道德的文章,在大多数普通人眼中,金银珠玉是宝贝,但是在贤德的人看来,道德才是真正的宝贝。
文章一开头就揭示了献玉者与子罕对宝物截然不同的看法。子罕所说的“宝”即精神的宝物,是超脱于物质层面的宝。他以此为宝,表明了子罕非比寻常的良好道德品质。作者通过设喻的手法,从人对宝物的不同态度展开议论,强调子罕不贪的高尚品德和境界。由此得出“其知弥精,其取弥精”一个人的知识越精深,一个人的选择就越精妙。这里的知识:一指道德修养,二指智力培养。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要有精神追求。贤者从和氏璧和道德之言中选择后者这里是道德修养提升的需要,体现了贤者道德的崇高。当今社会有些人抵不住诱惑无法坚守本性,在物欲面前心理失衡,这是道德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缘故。
这首诗题为《秋晚悲怀》,诗人把主题定得十分明显。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大抒悲秋情怀之后,感秋、悲秋就成为历来诗人常写的主题之一,这首诗也是借秋晚的景象,抒写诗人内心的悲感的。
起始两句“渐老多忧百事忙,天寒日短更心伤。”感叹时光易逝,壮志未酬。“渐老”则已是人生的秋天;“多忧”,可知世事并非平静;“百事忙”,可见劳生碌碌,生计维艰。但诗人伤怀者尚不止此,时已暮,天渐寒,日渐短,时序是不留情的,流逝的时光,不能够再回来了。“惟草木之零落兮,伤美人之迟暮!”作为一个有心的志士,诗人感到很悲伤。这两句是从悲秋之情着笔,先把心事和盘托出,以见情真。次两句写秋天的景色,但景中寓情,“数分红色上黄叶”,大自然原不过是点染秋色,诗人却体察到时事的易于变迁。“一瞬曙光成夕阳”,更使人深惜曙景不长,朝晖易成夕照。“数分”以显其渐变;“一瞬”,以明其短暂。秋晚降霜,黄叶染成了红色。日暮了,夕阳虽好,毕竟抵不上朝阳;“霜叶红于二月花”,虽然给人以另一种美的感受,但毕竟不及春花。诗人是多感的,他也懂得四时运行的规律,但面对现实,还是产生了淡淡的哀愁,因此这样的诗句,能引起很多人的同感。第五、六两句写诗人开拓心胸,从现实中力求振奋。诗人想到流去的春水,应有到海的时侯,它载去人们送别之情,祝愿它流进大海,汇成那雄波巨澜,在奔腾浩瀚、无边无际的海洋中,有它一份生命的力量。接着又想到山上的青松,青松的生命,是耐得住风霜的,在风欺霜打之后,依然虬枝奋昂,老干撑天,丝毫不带有畏怯的样子。前句以“应到海”表示推测,是写他人;后句以“合经霜”表示理所当然,是写诗人自己。前句于吟想中见柔情,是对他人的怀思;后句于激奋中见劲节,是诗人对自己的策励。但诗人此时并未得到完全的超脱,丝丝缕缕的秋怀,仍然使他有“岁月将零”的伤感。在诗的结尾中,诗人说:“壶中若逐仙翁去,待看年华几许长。”借用道书中壶公的故事,诗人说,如果能追随着壶中的仙翁,也许能知道人间日月的长短,而不致有岁月蹉跎、华年难再的感慨。
全诗以悲怀起兴,以自求振拔结束;中间两联,对仗自然,语言清新洒落,可见诗人风格的一斑。诗中所表达的情意,对当时怀才未遇的志士来说,有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