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是首写农家生活的五律，重点描绘秋收前的片段。

　　诗以欢快的节奏开始，说农民们互相呼唤着，拿起锄头，忙忙碌碌地赶着修筑打谷场。秋收是农民一年的寄托所在，从起首两句，人们马上可以感受到今年的收成一定不错。范成大的诗，善于在首联渲染气氛，为全诗的主题作好铺垫，这首诗可作代表。

　　以下，诗忽然掉开，不写筑场打谷事，转说小孩子睡在落叶上玩耍，鸟雀在斜阳下热闹地飞鸣，远处村庄升起了袅袅炊烟，原野中草木发出浓郁的香气。这两联，着力对农村作描写，落叶、鸟雀及野景都点明节令是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写小孩子无忧无虑地玩，从侧面反映了大人们忙于准备秋收的喜悦。鸟雀到了傍晚，总是成群地在稻田上空飞翔啄食，“鸟雀噪斜阳”不是经历过的人写不出来。作者选录的每一幅场景，都带有欢乐气息在内，于是诗出齐尾联，不再傍写，直接说明今年真快乐，田野里的稻子一片金黄，像云彩一般，一直铺到与天相连，丰收已经在望了。这样，通过末联的明点，前数联所表现的欢快都得到了落实。

　　这首诗，首尾呼应，中间采用了几组跳跃性的镜头，忽写筑场，忽写儿童，忽写鸟雀，忽写村庄，看似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而以“丰收”这条线作感情上的贯穿，烘托点染出一派庆祝丰收的喜悦景象，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很像是范成大在《秋日田园杂兴》中写的打谷的场面：“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这一派欢乐的景象，正是这首《田舍》诗所表现的内容的继续。

　　《诗经》里有一个很美的篇章，说：“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这是讲一个村庄里的妇人，在黄昏的时候，看到家里的鸡跳上了鸡舍，羊牛也被赶着慢慢从田地里回来，整个村子都在准备着休息，一派安宁，她思念起远方服役的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来。杜甫这首诗，也是写了黄昏时分村庄里的景象。这个村庄是他月寓不定时暂住的，他看到美好的、安详的村庄，心中也像那个遥远时代的妇人一样起了思念，他思念的是离开已久的故乡。正如眼前的暮色一样，他的人生也已走到了黄昏，白头明灯相对，人世的冷暖苍凉充盈于胸中，不愿、也不忍去仔细思量。

　　“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因为《诗经》里有那“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句子，诗人对眼前的场景便有所会心，写下了“牛羊下来久”的开头，将全诗引入古朴安雅的境界。羊儿、牛儿，三三两两，“咩咩哞哞”，一声远一声近地叫着，闲散地往村子里回来。诗人添了一个“久”字，来述说它们行走的缓慢和悠闲。各家各户的柴门都已经关上了，西边的最后一道夕阳也从柴门上扫过，天地都安静下来，等待着进入黑夜。不一会儿，家家点上了灯，人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或者谈天说地，或者灶前忙碌，或者给牛喂草，或者温酒准备喝上一杯。不管怎样，上天赐福于善良普通的人们，各安其所，这个村子像个准备睡眠的老人一样，让人觉得平安、温暖、安详。这两句十个字，字字平凡，句法也极自然，却能将读者带入一种境地，让读者闻到家的味道。

　　“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可是眼前这并不是作者的家，作者其实恰好就是想家了。夕阳的余晖散尽后，月亮渐渐升高，柔软的风拂过村庄，令人心也要柔起来、软起来了，空气中有柴禾燃烧的味道，牛羊和鸡鸭都已渐渐入睡，月光让一切都安静下来，这是一个清新的美好夜晚。可是这样的地方虽然美好，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有无限清景，但作者于它而言毕竟只是一个过客。阒寂也好，喧闹也好，都不是作者的故园。这两句语气虽然很淡，其实深藏着极浓的悲郁。一个“自”字，极言“风月”和“清夜”的与己无关。“自”是个仄声字，和下句的“非”字平仄互调，一拗一就，使读者能够感到作者情绪从抑郁到克制后的回转和平息。诗的上两句是用了黄昏中的暖色调，这两句则是用了月光下的冷色调。温馨和凄凉的互相映衬，使得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石泉月暗壁，草露滴秋根。”内心难以平静的作者陷入了更深的夜色里，他独自去看山上的风景，在静谧的月光下、岩石的阴影中，听到泉水沿着石壁潺潺地月着，发出清冷的声音。脚边的草根上凝着露水，打湿了鞋子。仔细看时，它们一粒一粒沾在草叶上，顺着叶片渗入地下，滋润着杂草的根部。这样的秋夜山间，风露袭人，水的寒气仿佛能浸入人的皮肤。在作者杜甫的诗中常能发现精心锤炼的句子，好比一个手艺精湛的老艺人，能雕出纹路精美细致、而又气韵横生的木雕一般。这两句便是如此，作者将词序有意倒置，按照意思句子应为：“暗泉月石壁，秋露滴草根。”调换字词后，声调更加铿锵，而且使得“石”与“泉”、“草”与“露“的连接更为紧密、融为一体，原本无奇的句子变得更有韵味，凝结出一片凄清幽遽的意境。

　　“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琦怀》）。浑然忘却风露的寒冷而兀自独立的人，想必总有许多心事。不知站了多久，作者才踱回室内，捻灯独坐，把卷读书，他的满头白发，在明亮的灯光下分外银白如雪。他心绪难平，想自己曾经满腔的豪情、兼济苍生的宏愿，都抵不过老来这一头发如雪。可是灯烬似乎不解人愁，在和跳跃的火花频繁地玩着花样，似乎在逗可怜的老诗人开心。一个“何须”，道出了作者心中的无聊和凄怆，头白之人，与那些热闹和花样早没了关系；月落蜀地十多载，老来一事无成，望前路，希望渺茫；回首故园，有家难回。初唐诗人王勃早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又有谁来同情、解救这头发白的失路之人。

　　这首诗本是写景，涉及内心的词句不多，却让读者觉得有化不开的凄凉和悲郁在里面。对人生迟暮的感慨，对故国难归的悲哀，荡漾在精美传神的景色描写中，因而分外含蓄无垠。王夫之曾说：“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姜斋诗话》）这话未免极端，但这首诗的情语确实都在景语之中，情景交融、含而不露，有深绵婉转的姿态，句句读来，令读者感到口角噙香、余味不断。

　　这是赵孟頫因送客城东，适见郊外春光明媚，心有所感而作的一首小诗。

　　诗人以自然清新的语言，描绘了郊野春色的美丽，抒写了他偶见春光的真切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着意描写郊野春色。“野店”、“陌头”，是用村野小店、田间小路，点明此乃郊外。“红粉姿”，是用女子的姿色，来形容桃花。“红粉”，即胭脂和铅粉，因其皆为女子的化妆品，故引申而指女子。“绿烟丝”，是用绿色的轻烟，来形容嫩绿的杨柳细枝。这两句写得集中概括，如描如绘。春光种种，自难以一一道尽，故而诗人仅选择那最醒目的红的桃花、绿的杨柳以概括之。这样写，不仅大省笔墨，而且能突出诗人放野郊野的第一印象，还能以鲜明的色泽，唤起人们对春日郊野生机勃勃的种种美好联想。真是一以当十之笔法。

　　诗的后两句，是巧妙抒写偶见春光之感受。“却”，犹“了”。“过却春光”是“春光过却”之倒置。这两句，语极浅显，而充满真情，并且很有点哲理意味。其中，固然包含有时光易逝的感慨，而更多的却是得见春光的喜悦。试想，一个久居城中之人，整日琐事缠身，何以得见春色？一旦来到郊外，突然发现那艳丽的春光，怎能不欣喜万分？怎能不产生一种差点错过之感？何况，诗人得见这美丽而易逝的春光，乃是因为送客城东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那种不期而获的惊喜和侥幸之情，怎能不荡溢心间？本因送客而伤感，不想得遇此机缘，很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了。

　　此诗，虽无惊人之语，也谈不到什么重大的思想意义，但它却写得绘景如画，抒情真切，于自然流畅的语言中，传达出一种偶然得见郊野春光的真实感受，仍不失为一首精巧的诗作。

　　评论家论诗，讲求“诗趣”，宋人魏庆之在他的《诗人玉屑》中专辟“诗趣”一门，罗列了“天趣”、“奇趣”、“野人趣”、“登高临远之趣”以为“诗趣”之宗。穆修的五言律诗《鲁从事清晖阁》，以清新的笔触勾勒了一幅恬静、闲适的风景画，是一首得“天趣”之作。

　　此诗咏友人新建楼阁而作。首联直书其事，写主人公于溪边新造楼阁，句中称其“庾郎”，以赞其风流儒雅。颔联写得很有气势，见出楼阁甫成，登高览远，万物为之气象一新的情景。颈联绘出烟霭迷离中所见动景，视野广阔，突出表现了楼阁之高迥。尾联写主人公公事完毕倚栏吟咏的清兴。全诗清新自然，颇有情致。

　　诗题“鲁从事清晖阁”，“清晖阁”是鲁从事所建阁名，诗人赞扬他的这一举动是“真好事”。“溪阁斩新开”，用字新颖。首联交代了清晖阁的主人——鲁从事；点明了位置——水边，并点明这是一座刚刚落成的新楼阁。

　　颔联写阁中所见，呼应首句“真好事”。“水石精神出”，意思是说，登上新建的楼阁一望，眼界顿开，原来隐而不露的水石佳处立时呈现在眼前。精神即指水石佳处。溪阁未建，佳处无人领略；溪阁一建，佳处立见。“出”字下得有力。“江山气色来”，临水之山，因水气熏蒸，显示出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生气。山水辉映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韵味。所谓“气色来”，即指这种境界。

　　颈联写远景。雾气氤氲之中，白鹭分行而立，境界优美，宛如一幅山水画。“疏”，表现出了山野的空旷与冷寂。“远霭见帆回”，诗人在远眺中；看到烟霭里船帆悠悠而行。既写出了江水在日光的照耀下朦朦胧胧的景象，又使归帆显得遥远而模糊，给人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这两联前二句虚写，后两句实写，把读者引入了大自然清远高旷的境界。

　　中间两联的写景寄寓了诗人的某种心境，而尾联则是直接的表露。诗人热爱这大自然的闲淡和高洁。他非常羡慕鲁从事在公务之余，能有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去处。

　　宋初的诗歌，尚朱脱离唐人的窠臼。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人运用清新的语言、虚实相间的笔法，描绘出鲜明的形象，为江山传神，亦不在唐人山水诗之下。

　　诗中描写了金代京都元宵佳节人山人海，人们盛装出游的欢快气氛。全诗浅白如话却富有情趣，用短短的诗句，表达了诗人在节日的欢乐之情。

　　开头两句写京都元夕的热闹场面，“袨服华妆”写出了游人们穿着鲜明华丽，“六街灯火”写出了大街小巷到处在舞弄着花灯的景象，前两句用元夕日，街上的人们的装束和举动反衬了汴京一派繁华、升平的气象，也为下文诗人这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都外出游玩，沉醉在游人的欢声笑语，抒发情感作铺垫。

　　而三句一转，用“长衫”对“炫服华妆”，写到自己竟然也随游人追欢逐乐。一个隐晦的发问，包含着辛酸的自嘲，严峻的自责，同时也是对前面所铺叙的场景的否定。表现了诗人对此时金朝的偏安处境的嘲讽，也表达了对繁华背后危机的担忧。

　　此诗展现了游人在元宵节游玩的景象，写出了元夕夜的盛世繁华，手法上，用乐景抒哀愤之情，长衫和炫服华妆的对比，含蓄动人，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