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泛咏福州西湖。起句写其吟咏之苦。《墓志》谓其诗“钩章稽句，掐擢肠肾”，每个字都出以苦思。此处以东野自喻，言其吟咏西湖，字斟句酌，和孟东野一样刻苦。水仙桐在杭州西湖。“想钱塘”三句先把福州西湖幻化作杭州西湖，然后由杭州西湖联想到水仙祠，再由水仙祠联想到杭州之士在水仙祠前向风流处士，“一盏寒泉饯秋菊”的情景。“更忆”三句写福州西湖之小孤山。言其同江西彭泽县北长江岸边的小孤(姑)山一样，同负盛名。它沐浴在万顷碧波之中，浪士出，烟士藏，一色空濛，而它那“望断彭郎欲嫁”的神色，更令人难以描画。在这士，作者使用拟人手法，简直把小孤山似仙非仙，空濛灵秀的景色写绝了。“谁解”三句运用《子虚赋》和《上林赋》的有关材料和典故，并以司马相如自喻，言福州西湖，浩渺宏大，气吞云梦，要把它写出来，还要请《上林赋》那样的高手，才能把它王者之气写出来。在这士，作者使用了“想”、“忆”和“谁解”三个动词，把他对西湖人文景观、小孤山以及西湖气吞云梦的气势联系在一起来写，显得层次分明，而构思又极严密。
词的下片写作者对福州西湖的爱怜。这士有两个对比。一是家乡之思同西湖之爱的对比。“鸡豚”三句写作者的家乡之思。言如今带湖春涨，山水之乐无穷，家乡的亲友望其回乡，“鸡豚燕（宴）春秋”，以叙阔别之谊。接下去三句写其对福州西湖的爱。他爱福州西湖三万顷琉璃般的水面，他喜欢卧在水亭烟榭之中，面对玉塔，于深夜之中，欣赏湖水的微澜，以慰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在句首着以“爱”字，使之同乡思形成鲜明对比，从而突出了他对福州西湖的爱高于乡思之意。二是为西湖吟诗同处理公务的对比。唐代诗人孟郊，四十六岁登第后，被任为僳阳尉。在任不事曹务，常以作诗为乐，被罚半俸。作者虽没不事曹务，但他在结尾四句却说，他要写诗吟咏福州西湖，碰上了强劲敌手，要像谢灵运当年西堂思诗那样做一个获得“池塘生春草”之类名句的好梦，“雁鹜如云休报事”，以免惊扰我“觅句”的努力。这样写，既照应了开头，又使吟诗同理事形成鲜明对比，再次突现了他对西湖之爱高于其他之意。这样通过两层对比，便把他游西湖、咏西湖、爱西湖之意充分表达出来，圆满地表达出了本词所要吟咏的主题。
首联，写闻柝见星之感。，“北城击柝”与“东方明星”，本不相属，但却有时问上的联系：“击柝”，是报更之声；“启明”，是报晓之象。“复欲罢”，言朝朝闻柝，今日之柝声又将停止，这就点明夜之已去，晓之将来。“亦不迟”，言启明现于拂晓之东方，亦与柝声同时隐没而不肯稍迟。此联感流光之易逝。
颔联，亦闻见而有感。“邻鸡野哭如昨日”，写闻时之感。既闻“邻鸡”，又闻“野哭”，人民苦难，尽在此声中。“野哭”是战争强加于人民的灾祸的反映，所谓“野哭初闻战”（《刈稻了咏怀》）。“如昨日”，足见日日如此，尤为惨痛。“物色生态能几时”，写见时之感。时值暮冬，见百物之零落，感人事之凋丧，所以发出“能几时”之叹。
此两联写晓景，点明题上“晓”字。
颈联，写题上的“发”字，也就是乘晓出发。“舟楫眇然自此去”，言乘舟而去。“去”上加“自此”，就含有一去不还之意；又加“眇然”二字，便笼上迷茫的气氛。“江湖远适无前期’’，言漂泊于江湖之止，不知何处是岸，何日底止。“江湖”之下，缀以“远适”与“无前期"，把漂泊江湖的生活扩展到无限空间与无限时间。可见这一“发”字，不是正常出发，而是不得不发，至于发往何处，亦非计划中事。也就是从此一迷惘，发向另一迷惘。
末联，写题上“公安”，即离开公安漂泊他往。“出门转眄已陈迹”，杜公晚年，处境日趋穷困，时时好作回顾。他在《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中曾说：“转眄拂宜都”，同时又说： “回首黎元病”。他之所以频频“转眄”‘与“回首”，是缅怀盛世、忧叹衰时的情态。“药饵捷吾随所之”，言老病漂泊的苦况，与《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绝笔诗中“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的境况已完全相同。“药饵扶吾”，是全赖药饵维持生命，这较“多病所须惟药物”（《江村》）的病情更为沉重。
此诗写漂泊公安时的心境，反照过去，预示未来，杜公晚景，于此写尽。
诗借咏隋炀帝行宫，讽谕时政。首联“此地”，即指炀帝行宫。炀帝于此玩美女、杀无辜，极尽荒淫残暴之能事。但曾几何时，一个广袤四海的美好江山，便付诸东流了。开篇以反诘句陡峭而起：“此地曾经翠辇过，浮云流水竟如何？”人言“浮云流水”转眼而逝，但不能赶上隋炀帝败亡的速度。这“竟如何”三字，尽情地嘲弄了这个昏君的迅速亡国。这种寓严肃于调侃的笔法，最为警策。
颔联转入对炀帝罪行的控诉：“香销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此联之妙，在于实景寓意。以实景论，它是写行宫的破落、荒凉，宫内早已空无一人。从这情景中也清楚地看到了炀帝的荒淫残暴。“香销”，香销玉殒，蛾眉亡身；而且已是“南国美人尽”。为了满足一己的淫欲，搜罗尽了而且也毁灭尽了南国的美女，真是罪恶滔天。“怨入”承上句，主要写“美人”之怨。美人香销，其怨随东风入而化为芳草；芳草无涯，人怨无边。这就把抽象的感情写成了具体而真实可感的形象。如为一般郊野旅游，“东风芳草”自然不失为令人心旷神怡之景；但此处为炀帝行宫，这断瓦颓墙，芳草萋萋，却是典型的伤痍之景；这萋萋的芳草，犹含美人怨魂的幽泣。“多”字更令人毛骨悚然。
颈联写出宫所见。炀帝喜柳，当年行宫之前，隋堤之上，自是处处垂柳掩映。而此时是“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尽波。”“空”，空有，无人欣赏；“露叶”，露珠泛光之叶。上句以残柳“点缀”行宫，自见历史对其暴政的嘲弄；“露叶”冠以“空”字，自见诗人慨叹之情。下句，尽波浩浩，川水渺渺，空余堤柳，龙舟不在。且各冠以“残柳”和“夕阳”，给晚照之景笼上一层凄凉黯淡的色彩。这里虽无一讥讽语，却得思与景偕、物与神游之妙。
尾联回应诗题，却不是直吐胸中块垒。《乐府指迷》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语结情最好。”这“行人遥起广陵思，古渡月明闻棹歌”，就是“以景语结情”。它既切合咏“炀帝行宫”之意，又扣紧讽晚唐当世之旨。“行人”，作者自指，诗人游罢行宫，自然地想起这些广陵（即扬州）旧事──由于炀帝的荒淫残暴，激化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末次南游，酿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不久隋朝即告灭亡。但诗之妙，却在于作者写得含而不露，只写诗人“遥起广陵思”的情怀；所思内容，却留待读者去想象，去咀嚼。只见诗人沉思之际，在这古渡明月之下，又传来了琅琅渔歌。作者亦不明言棹歌的内容是什么。但联系诗人“喜谈今古”、“深怨唐室”的身世，自然地使人想到屈原《渔父》中的名句：“举世皆浊兮我独清，众人皆醉兮我独醒！”“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古贤和隐者的唱答，也正是诗人此刻的心声；从而将咏古和讽今融为一体，以景语完成了诗的题旨。
此诗之可贵，在于诗人咏古别具一格，写得清新自然，娓娓动听，挹之而源不尽，咀之而味无穷。全诗共八句，句句是即景，句句含深意；景真、情长、意远，构成了此诗特有的空灵浪漫风格。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