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欧阳修顿首在先辈吴君足下说:前次有辱先辈寄来书信及大作三篇,读后感到浩浩然像有千言万言之多,等到我稍微定下神来仔细一看,才几百字啊。如果不是文辞丰厚,文意雄伟浩然盛大势不可挡,何以能达到这种地步呢 然而还自己担心没有人开导,自感无所适从,这是先辈好学自谦的话啊!
我的才能不足为当时所用,官职不能使后世感到荣耀,我(对人)的批评和赞誉也无足轻重,气势力量也不足打动人。世上要想凭借(别人的)赞誉以自重,凭借(别人的)力量以引进的人,何所取于我欧阳修呢!先辈学问精湛,文章雄伟,都施用于当今,这些又不是靠我的赞誉而被推重,靠我的力量而被引进的。然而先辈却惠然下问,责求于我,难道不是您急于谋求为文之道,以至无暇择人而问了吗?
大凡求学的人,未尝不是为了(儒家的)“道”,但是能到达“道”的境地的人很少。不是“道”离人很远,而是求学的人(过于)沉湎(于)其他方面,因为文章的语言难以精细工巧而可喜,却容易(使作者)喜悦而自我满足,世上的求学者,往往沉湎于这种情况之中,(文章)一有精细工巧之处,就说:我的学问足够了。甚者甚至于抛弃一切事务,不关心任何世事,说:我是文士,做文章是我的职业.这就是之所以到达“道”的境地的人很少的原因啊!从前孔子老年时回归鲁国,他作“六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然而读《易经》好像没有《春秋》,读《书经》好像没有《诗经》,他用功是何其之少而达到的境地却又如其之高.圣人的文章,虽是(一般人)不可及的,然而大抵是(内容上的)“道”突出而文章不难自己达到佳妙之处.所以孟子一生栖遑奔波,追求于“道”,以至没有时间著书,荀子也是到了晚年才有时间著述文章。像扬雄,王通勉强模仿别人的语言模式,著书立说,这就是"道"未充足而硬要发言著述的例子啊!后世那些不明白事理的人,只是看到前世的文章流传了下来,以为学习的仅是文采罢了,所以愈是用力(于文章的文采),愈是勤勉(学习文章的技巧),反而愈是写不好文章。这就是足下所说的终日不出书房之门,却不能使文章纵横驰骋,挥洒如意的原因是“道”未充足啊!如果“道”已经充足,(文章)就是驰骋于天地之大,沉游于渊泉之深,也是可以无所不到的。
先辈的文章,气势浩荡盛大,可以说是很好的了。而又有志于(追求)“道”,还自谦以为不够广大,如果这样追求不止,孟子,荀子的境地是不难达到的。我学习“道”但未能学到,然而所幸的是我不甘于自我喜悦满足,停滞不前,因为您能够求“道”不止,又用这种精神对我的少许进步加以勉励,所以我实在是万分有幸啊!欧阳修禀告。
注释
顿首:书简表奏用语。表示致敬。
沛然:盛大的样子。
伥伥:无所适从的样子。
奚取:得到什么?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赠友词。开头三句写极目远望之景。近处,则是一幅春雨催种的田园图画。“新烟禁柳”转而遥想杭州临近清明时的景象,“荒城”三句折回眼前情事,勾出书远梦无的沉痛怅惘。全词一气呵成,时空组接,道尽游子客中的伤春伤别之情。
这首词是作者客居江阴时,追忆杭州旧游之作。上片以景出情,由此及彼,点出思念杭州西湖美景之意。先写远景,起二句为倒装句,“山空入海”,及“倚楼望极”所见。山耸春空,天登大海,起势十分壮阔。“一帘”三句写雨中春耕的农村风光,清丽生动。生活气息很浓。“想”字是关键,触景生情,引出下文。下片自伤羁旅漂泊,抒怀人之情。前半化用桃梗与沈约两个典故写自己的漂泊与瘦弱,“长疑”以下揭示主旨,点明怀人之意。先写认为很快可见到恋人。结果没有见到。不但不见人,反而连信也没有;既然没有信便退一步,想做梦见一见,可是连梦也做不成,层层转折,越转越深,且又是人常历之生活情境,故极有艺术感魅力。张炎本是贵公子,世代生活在杭州,家中有园林声伎。宋亡之后家资丧尽,四处漂泊,杨缵曾称他为“佳公子,穷诗客”。故其对杭州有特殊的感情。全词由眼前之景联想到西湖之景,再由自己之愁思而想到西湖之恋情,娓娓道来,意脉清晰,层次井然。是词林艺苑之佳作。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