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相思词，是一首感春怀人之作，主要描写词人对两位红颜知己的思念之情。词人寓居他乡后在春日重返京城，因为思念以往青楼的两位情人，便前往探望叙旧，谁知寻人不遇，两位红颜知己不知为何搬离了住处，已经杳无音信了。词人心中的怅惘和凄凉无以言表，只好写下这首词，以抒发感怀。
词的上片描绘了京都的明媚春光，笔调活泼灵动。词由写景起笔。“花隔铜壶，露晞金掌”二句描绘了鲜花盛开、露水初干的晨景。“都门十二清晓”总束前两句，并交代了特定的地点、时间和人物感受。以暮春晨光抒发诗人了对美景的热爱以及愉快的心情。
词的片转而写对昔日两位红颜知己的相思，“思念”二字承上启下，词意由春景转为感春怀人。“秦楼彩风”、“楚观朝云”点出了所思之人，“往昔曾迷歌笑”则写出了自己沉浸在妓家酒寮的浪荡生涯。一个“迷”字，用笔略无含蓄，与其说是在忆旧，不如说是怀念与歌妓们欢聚的美好时光。惟其如此，也才有下面的两句：“别来岁久，偶忆欢盟重到。”读至此，也许有人会说柳永格调不高，也许有人觉得柳永愿望卑微。柳永作为一性情中人，现实生活没有给他回馈，与歌妓的那份感情与回忆固然美好，但一切都已逝去。“人面桃花”句就是借唐崔护清明访女子不见，题诗门扉的典故，表达了桃花依旧，未知人在何处的寂寞、感伤。“桃花”回应上片的春景，似实而虚，似虚而实，用典而不着痕迹。煞拍二句，感情又进一层，“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传达出诗人的孤独、无奈、绝望。词尾以“凄凉怀抱”结束全词，耐人寻味：词人是为美景不常在以及年华逝去而伤怀，或许也因联想到自己飘零江湖、客居他乡而更觉失意怅然，顿觉人生苍凉，自感身世凄凉。
这首词的叙事风格直接简单，是柳永惯用的方式，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但文字却清新雅致，耐人寻味，并无浅薄之气，此词前半写媚人的春光，笔调轻灵；后半因感春而怀人，笔调渐渐凝重，尤其“人面桃花”数句情真意浓，有无限的感伤和绝望，极动人。
这首诗一气呵成，就像说话一样流畅直白，这种写作特征唯独是诗人李白最擅长的。“春思结垂杨“这句最妙，想必是作者偶然得之，却成了历史名句，而此句中又妙在一“结’字上。”坐“者，为也。“游子”，指作者自己。诗中惜别故人离去，正是诗人李白悲伤的原因。然而这首诗通篇仍有豪情。常说大喜是豪情，其实大悲亦是豪情。好像诗人李白“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悲就悲伤了，然而自然有诗人李白的豪情之处。这首诗的“挥手再三别，临歧空断肠”二句应当成一句看待。
此诗颔联客中送客语，故尤黯然神伤；颈联近似六朝人语，故特细腻委婉。芳草引发离情，柳丝关合意思，似有儿女沾巾之态，及结语“挥手”、“断肠”，复见豪爽人之风度，依然太白也。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