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日炎炎似火烧》是《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中,杨志押送生辰纲行至黄泥冈时,白日鼠白胜扮作挑酒桶的汉子所吟唱的诗作。
该诗的一、二句“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是从天空写到地上。天上烈日当头,骄阳如火;地上稻禾枯焦,土地干裂。大旱之年,酷热难耐,庄稼被烤晒得枯焦了,押送生辰纲的人们,又将热得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三、四句“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从农夫百姓写到公子王孙。旱情如虎,眼望着田里的稻禾枯死,一年收成无望,心如汤煮油煎一般,这是农夫心理的真实写照。那些公子王孙们,既不会在田间劳作,也不会推车挑担在路上行走,居然也热得受不了,不住地摇起扇子。这首诗从不同的侧面渲染天气的炎热,为押送生辰纲的杨志等人口渴思饮作铺垫,终于落入吴用所设计的圈套。三、四句描写了农夫与公子王孙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完全不同的心理和形态,预示着北宋王朝阶级矛盾正在日益激化。官逼民反,英雄好汉们终于聚义梁山,“替天行道”。
“远别秦城万里游”。开头一句,诗人就点出他这次再宿武关非同寻常。秦城,指京都长安。诗人告诉读者,他是从京城来,到万里之外遥远的地方去。这里暗示出他因事罢官流放南方之事。因此这次“远别”意味着和皇城的永别,和仕途的永别:“万里游”也并非去游山玩水,而是被迫飘流到万里之外。诗人这种愁苦心情,在下面的景色描写中透露出来。
“乱山高下出商州”。乱山,指商州附近的商山。商山有“九曲十八绕”之称,奇秀多姿,风景幽胜。“乱山高下”四个字,把商山重峦迭嶂、回环曲折的气势和形貌,逼真地勾勒出来了;一个“出”字,又使静止的山活动起来,使读者仿佛看到绵延迤逦的商山群峰,纷纷涌出商州城。此句是写山,更是写人——写诗人踏着高低曲折的山道走出商州城时的心情。其实,商山似乱非乱,形乱神不乱,它错落有致,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此时此地,诗人已没有闲情细细欣赏,由于他“远别秦城”,心乱如麻,商山在他眼里就成“乱山”了。而满目乱山,又格外烘托出人的心绪烦乱。山与人、景与情交融为一体了。
诗的下两句写夜宿武关的情景。不难想象,诗人此夜投宿武关,想到明晨将出关南去,与“秦城”相隔更加遥远,该是何等愁苦;加以孤馆寒灯,形单影只,非常凄凉。他一定是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然而诗人并没有正面诉说这一切,而是别有巧思,让溪水去替他倾诉:“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古关静夜,溪水潺潺,引起夜不成眠的诗人的遐想:那流过古关的潺潺湲湲的溪水,仿佛是为他的不幸远别而呜咽啜泣;又仿佛是从他的心中流出,载着绵绵无尽的离愁别恨,长流远去。“一夜潺湲送客愁”,溪声、心声迭合成一体了。“关门不锁”四字,尤为神来之笔。雄固的武关之门,能封锁住千军万马,但此时对于淙淙寒溪水送来的愁声,却无能为力,怎么“锁”也锁不住,足见这“愁”的分量之重。一个“锁”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愁”,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来。“一夜潺湲”——整整一夜,诗人不能合眼,这是十分痛苦难熬的。这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地通过对水声的描写,把内心“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恨,曲折细腻地描摹出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量。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