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即景抒怀的诗。首联写“晚次鄂州”的心情。浓云散开，江天晴明，举目远眺，汉阳城依稀可见，因为“远”，还不可及，船行尚须一天。这样，今晚就不得不在鄂州停泊了。诗人由江西溯长江而上，必须经过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直抵湖南。汉阳城在汉水北岸，鄂州之西。起句即点题，述说心情的喜悦，次句突转，透露沉郁的心情，用笔腾挪跌宕，使平淡的语句体现微妙的思致。诗人在战乱中风波漂泊，对行旅生涯早已厌倦，巴不得早些得个安憩之所。因此，一到云开雾散，见到汉阳城时，怎能不喜。“犹是”两字，突显诗人感情的骤落。这二句，看似平常叙事，却仿佛使人听到诗人在拨动着哀婉缠绵的琴弦，倾诉着孤凄苦闷的心曲，透纸贯耳，情韵不匮。

　　次联写“晚次鄂州”的景况。诗人简笔勾勒船舱中所见所闻：同船的商贾白天水窗倚枕，不觉酣然入梦，不言而喻，此刻江上扬帆，风平浪静；夜深人静，忽闻船夫相唤，杂着加缆扣舷之声，不问而知夜半涨起江潮来了。诗人写的是船中常景，然而笔墨中却透露出他昼夜不宁的纷乱思绪。所以尽管这些看惯了的舟行生活，似乎也在给他平增枯涩乏味的生活感受。

　　三联写“晚次鄂州”的联想。诗人情来笔至，借景抒怀：时值寒秋，正是令人感到悲凉的季节，无限的惆怅已使我两鬓如霜了；我人往三湘去，心却驰故乡，独对明月，归思更切！“三湘”，指湖南境内，即诗人此行的目的地。而诗人的家乡则在万里之遥的蒲州（今山西永济）。秋风起，落叶纷下，秋霜落，青枫凋，诗人无赏异地的秋色之心，却有思久别的故乡之念。一个“逢”字，将诗人的万端愁情与秋色的万般凄凉联系起来，移愁情于秋色，妙合无垠。“万里归心对月明”，其中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迢迢万里不见家乡的悲悲戚戚，亦有音书久滞萦怀妻儿的凄凄苦苦，真可谓愁肠百结，煞是动人肺腑。

　　末联写“晚次鄂州”的感慨，写诗人有家不可归，只得在异域他乡颠沛奔波的原因。最后二句，把忧心愁思更加地深化了：田园家计，事业功名，都随着不停息的战乱丧失殆尽，而烽火硝烟未灭，江上仍然传来干戈鸣响，战鼓声声。诗人虽然远离了沦为战场的家乡，可是他所到之处又无不是战云密布，这就难怪他愁上加愁了。诗的最后两句，把思乡之情与忧国愁绪结合起来，使此诗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这首诗，诗人只不过截取了飘泊生涯中的一个片断，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写得连环承转，意脉相连，而且迂徐从容，曲尽情致。在构思上，不用典故来支撑诗架；在语言上，不用艳藻来求其绮丽；在抒情上，不用泼墨来露出筋骨。全诗淡雅而含蓄，平易而炽热，读来觉得舒畅自若，饶有韵味。

　　这首词的内容和作法与一般的词不同，其内容方面几乎完全与对茂嘉的送行无关，而专门罗列古代的“别恨”事例。形式方面，它又打破上下片分层的常规，事例连贯上下片，不在分片处分层。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作者平时胸中郁积事多，有触而发，非特定题目所能限制，故同类事件纷至涌集，而不为普通的诗文格式所束缚。

　　词的开头几句：“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采用了兴与赋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说它是“赋”，因为它写送别茂嘉，是在春去夏来的时候，可以同时听到三种鸟声，是写实。鹈鴂，一说是杜鹃，一说是伯劳，辛弃疾取伯劳之说；说它是“兴”，因为它借闻鸟声以兴起良时丧失、美人迟暮之感。伯劳在夏至前后出鸣，故暗用《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意，以兴下文“苦恨”句。鹧鸪鸣声像“行不得也哥哥”；杜鹃传说为蜀王望帝失国后魂魄所化，常悲鸣出血，声像“不如归去”。词同时用这三种悲鸣的鸟声起兴，形成强烈的悲感气氛，并寄托了自己的悲痛心情。接着“算未抵、人间离别”一句，是上下文转接的关键。

　　它把“离别”和啼鸟的悲鸣作一比较，以抑扬的手法承上启下，为下文出的“别恨”作了铺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两句，有人认为写的是两事：其一指汉元帝宫女王昭君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离开汉宫的事；其二指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时辞别“汉阙”，幽闭长门宫。也有认为只写一事的，谓王昭君自冷宫出而辞别汉阙。今从多数注释本作两件事看，“看燕燕，送归妾”，写的是春秋时卫庄公之妻庄姜，“美而无子”，庄公妾戴妫生子完，庄公死后，完继立为君。州吁作乱，完被杀，戴妫离开卫国。《诗经·邶风》的《燕燕》诗，相传即为庄姜送别戴妫而作。“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引用了汉代另一个典故。汉李陵抗击匈奴，力战援绝，势穷投降，败其家声；他的友人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十九年，守节不屈。后来苏武得到归汉机会，李陵送他有“异域之人，一别长绝”之语；又世传李陵《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长当从此别”等句。“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写战国时燕太子丹在易水边送荆轲入秦行刺秦王政故事。相传送行者都穿戴白衣冠，荆轲临行歌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上这些事都和远适异国、不得生还，以及身受幽禁或国破家亡之事有关，都是极悲痛的“别恨”。这些故事，写在与堂弟的一首送别词中，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当时沉重、悲壮之情。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这又是承上启下的两句。句中说啼鸟只解春归之恨，如果也能了解人间的这些恨事，它的悲痛一定更深，随啼声眼中滴出的不是泪而是血了。为下句转入送别正题作了省力的铺垫。“谁共我，醉明月？”承上面两句转接机势，迅速地归结到送别茂嘉的事，点破题目，结束全词，把上面大片凌空驰骋的想象和描写，一下子收拢到题中来，有此两句，词便没有脱离本题，只是显得善于大处落墨、别开生面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辛弃疾不愧为宋代一代文豪！

　　辛弃疾的这首词，之所以感人，除了其感情、气氛强烈外，还得力于它的音节。它押入声的曷、黠、屑、叶等韵，在“切响”与“促节”中有很强的摩擦力量，声如裂帛，声情并至。古人对此词推崇备至。

　　唐宣宗大中初年，诗人由山西太原幕府掌书记，被贬为龙阳尉。自江北来江南，行于洞庭湖畔，触景生情，追慕先贤，感伤身世，而写下了《楚江怀古》五律三章，这是第一首。

　　这一首诗虽题“怀古”，却泛咏洞庭景致。诗人履楚江而临晚秋，时值晚唐，不免“发思古之幽情”，感伤自身不遇。首联先点明薄暮时分；颔联上句承接“暮”字，下句才点出人来，颈联就山水两方面写夜景，“夹”字犹见凝练；尾联才写出“怀古”的主旨，为后两首开题，而以悲愁作结。

　　全诗风格清丽婉约，感情细腻低徊。李元洛评曰：“在艺术上清超而不质实，深微而不粗放，词华淡远而不艳抹浓妆，含蓄蕴籍而不直露奔迸。”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而导致失败，红军主力不得已被迫作战略转移。陈毅因伤奉命留下，担负起领导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重任。当时形势如黑云压顶，敌强我弱，赣南游击队在敌人重兵围攻中，斗争万分艰苦。《梅岭三章》便是陈毅同志被困梅山，自料难免牺牲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组带有绝笔性质的诗篇。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用倒接法。照理说诗意顺序应是先写革命事业的开创自然是备极艰难，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再谈如今自己面临即将来到的牺牲的心情。但做诗要是顺着这个意思去写，就显得太平实。诗人把“断头今日意如何”一提前，恰似晴空中的一声惊雷，把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情景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给整个组诗造成了一种苍茫悲壮的基调。对读者来说，则能产生一种凝精聚神，急欲一读的强烈效果。再说这一组诗主要在于抒写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胸怀，而不在于述说革命创业的艰难，所以这一提前又有侧重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开头对整个组诗起到了大气包举，笼照全篇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发端突兀，豪气凌云的极好的起句。后两句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作结，是对前面自问式起句的呼应，也可以说是自答之词。但这里丝毫没有议论式的叙说，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悬想，形象地表明了陈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至死不渝的心迹，即使化作鬼魂，也要在九泉之下带领雄兵十万，将反动的统治者彻底埋葬！这个结句犹如空谷中一声惊天动地的长鸣，壮怀激烈，使人拍案叫绝，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一个视死如归，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昂然挺立在读者的面前。

　　第二首“南国烽烟正十年”，是抒写壮志未酬，死难瞑目的情怀，以及对战友满怀激情的鼓励。“此头须向国门悬”句，化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中伍子胥的故事，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壮之感。接下来两句文气渐缓。结句“捷报飞来当纸钱”尤为精绝，不仅与上首诗紧密呼应，而且从这一出人意表的想象中，透露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临危之际，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宋人陆游放翁在临终之际，给他的子女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笔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如以此与陈毅的这首诗相比，则陆游虽对国家的统一表示坚信不移，但细味诗意却悲而不壮。陈毅此诗则于抑扬跌宕中尤显其悲壮，感人至深。

　　第三首“投身革命即为家”，表达了诗人面对死亡的坦荡胸怀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陈毅早年投身革命，从此就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急先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奋进，义无反顾。艰苦的斗争生活锤炼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从战友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血雨腥风应有涯”，反动派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总有一天要结束，人民终究会得到解放，光明的社会总归会到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必定会实现！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对第一首自问式起句的最后回答。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壮烈的气概！

　　在陈毅光辉的一生中，有20多年的时间是在铁马金戈的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而赣南的三年游击战，正如陈毅自己说的那样，“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梅岭三章》可以说是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诗人以其崇高的革命情操，临危而斗志弥坚的豪迈胸怀，谱写成这一不朽的壮烈诗篇。三章比秋月，一字偕华星。它犹如挂在夜空中的皎洁明亮的秋月，它的一字一句犹如黑夜灿烂的明星，将永远激励人们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此词抒写暮春时节，愁病交加，万般无奈的情景。词中用“吴宫”、“杏梁”等语皆作泛指，其中深含了兴亡之悲，似有深藏的隐忧，空灵含蕴而有味可咀。

　　空中的愁云仿佛氤氲着水汽，蒙蒙细雨飘洒过后．吴宫里的残花散落了一地。娇美的宫花最经不得风雨，这满地落英让人怜惜不已，以致于连过路的飞燕也学着人的样子紧紧依偎在了花下。

　　景物之愁加剧了纳兰的苦闷，“人说病宜随月减”，但他却自叹道“恹恹却与春同”，他的疾病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好转，反而如这暮春一样萎靡颓丧。拖着病体出得门来，只见蝴蝶飞舞流连，却迟迟不肯离开花丛，但梁上的燕子早已成双成对地飞走了。忍不住对着那空落落的屋梁苦笑一下。

　　词中“吴宫”、“杏粱”等出于前人辞赋的词语中隐隐藏着莫大的忧虑，其时正是康熙盛世，对时代的兴亡忧患显然不会是纳兰词作的主题，惜时伤春又加身世感伤才更贴合纳兰的风格。他甄选的不过都是些平淡如水的词汇，然而这些词语却偏偏在他的指尖化成一段旋律——为心弦所演奏，曲曲萦绕于耳，终久不绝。

　　纳兰确实是个风流的才子。但绝对不是个潇洒的文人。他的词，愁心漫溢，句句读来令人心伤，这一首满含兴亡之感的《临江仙》便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