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了碧水青山,白帆红日,交映成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面。但这画面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随着诗人行舟,山断江开,东流水回,青山相对迎出,孤帆日边驶来,景色由远及近再及远地展开。诗中用了六个动词“断、开、流、回、出、来”,山水景物呈现出跃跃欲出的动态,描绘了天门山一带的雄奇阔远。一、二句写出了天门山水雄奇险峻不可阻遏的气势,给人惊心动魄之感;三、四句写足也写活了浑阔茫远的水势。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这两句写诗人远眺天门山夹江对峙,江水穿过天门山,水势湍急、激荡回旋的壮丽景象。第一句紧扣题目,总写天门山,着重写出浩荡东流的楚江冲破天门山奔腾而去的壮阔气势。它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天门两山本来是一个整体,阻挡着汹涌的江流。由于楚江怒涛的冲击,才撞开了“天门”,使它中断而成为东西两山。这和作者在《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中所描绘的情景颇为相似:“巨灵(河神)咆哮擘两山(指河西的华山与河东的首阳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不过前者隐后者显而已。在作者笔下,楚江仿佛成了有巨大生命力的事物,显示出冲决一切阻碍的神奇力量,而天门山也似乎默默地为它让出了一条通道。
第二句写天门山下的江水,又反过来着重写夹江对峙的天门山对汹涌奔腾的楚江的约束力和反作用。由于两山夹峙,浩阔的长江流经两山间的狭窄通道时,激起回旋,形成波涛汹涌的奇观。如果说上一句是借山势写出水的汹涌,那么这一句则是借水势衬出山的奇险。有的本子“至此回”作“直北回”,解者以为指东流的长江在这一带回转向北。这也许称得上对长江流向的精细说明,但不是诗,更不能显现天门奇险的气势。可比较《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盘涡毂转”也就是“碧水东流至此回”,同样是描绘万里江河受到峥嵘奇险的山峰阻遏时出现的情景,但作为一首七言古诗,写得淋漓尽致。从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望天门山》作为绝句的崇尚简省含蓄的特点。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两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三句承前第一句写望中所见天门两山的雄姿;第四句承前第二句写长江江面的远景,点醒“望”的立脚点和表现诗人的淋漓兴会。诗人并不是站在岸上的某一个地方遥望天门山,他“望”的立脚点便是从“日边来”的“一片孤帆”。读这首诗的人大都赞赏“两岸青山相对出”的“出”字,因为它使本来静止不动的山带上了动态美,但却很少去考虑诗人何以有“相对出”的感受。如果是站在岸上某个固定的立脚点“望天门山”,那大概只会产生“两岸青山相对立”的静态感。反之,舟行江上,顺流而下,望着远处的天门两山扑进眼帘,显现出愈来愈清晰的身姿时,“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感受就非常突出了。“出”字不但逼真地表现了在舟行过程中“望天门山”时天门山特有的姿态,而且寓含了舟中人的新鲜喜悦之感。夹江对峙的天门山,似乎正迎面向自己走来,表示它对江上来客的欢迎。青山既然对远客如此有情,则远客自当更加兴会淋漓。
“孤帆一片日边来”,正传神地描绘出孤帆乘风破浪,越来越靠近天门山的情景,和诗人欣睹名山胜景、目接神驰的情状。由于末句在叙事中饱含诗人的激情,这首诗便在描绘出天门山雄伟景色的同时突出了诗人豪迈、奔放、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自我形象。
这首诗意境开阔,气魄豪迈,音节和谐流畅,语言形象、生动,画面色彩鲜明。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但它所构成的意境优美、壮阔,人们读了诗恍若置身其中。诗人将读者的视野沿着烟波浩渺的长江,引向无限宽广的天地里,使人顿时觉得心胸开阔、眼界扩大。从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李白的豪放不羁的精神和不愿意把自己限在小天地里的广阔胸怀。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时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三国鼎立你建立了盖世功绩,创八阵图你成就了永久声名。
这两句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的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使他声名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练的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这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做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这是一首广泛传颂的名作,诗情画意,十分动人。
此诗首句刻画了人物形象,第二句概括自己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自问,最后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全诗别出心裁,构思新颖,含蓄地表达作者报国无门、衷情难诉的情怀。
作者先写“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陆游晚年说过:“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秋晚思梁益旧游》)。梁即南郑,益即成都。实际上以前的奔走,也在“万里”“远游”之内。这样长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满尘土;而“国仇未报”,壮志难酬,“兴来买尽市桥酒……如钜野受黄河顿”(《长歌行》),故“衣上征尘”之外,又杂有“酒痕”。“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销魂”)的结果,也是“志士凄凉闲处老”的写照。“远游无处不销魂”的“无处不”(即“处处”),既包括过去所历各地,也包括写这首诗时所过的剑门,甚至更侧重于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又一次黯然“销魂”。
引起“销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渡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而是骑驴回蜀。就“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当然,骑驴本是诗人的雅兴。李贺骑驴带小童出外寻诗,就是一个佳话。李白、杜甫、贾岛、郑棨都有“骑驴”的诗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适、岑参、韦庄都曾入蜀,晚唐诗僧贯休从杭州骑驴入蜀,写下了“千水千山得得来”的名句,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骑驴与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诗人”。于是,作者自问:“我难道只该(合)是一个诗人吗?为什么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这首诗只能这样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于陆游的思想实际,才能讲清这首诗的深刻内涵。
这就是说,作者因“无处不销魂”而黯然神伤,是和他一贯的追求和当时的处境有关。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复中原,写诗只是他抒写怀抱的一种方式。然而报国无门,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陕西前线,过上一段“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重做纸上谈兵的诗人了。这使作者很难甘心。所以,“此身合是诗人未”,并非这位爱国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无可奈何的自嘲、自叹。如果不是故作诙谐,他也不会把骑驴饮酒认真看作诗人的标志。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
一般地说,这首诗的诗句顺序应该是:“细雨”一句为第一句,接以“衣上”句,但这样一来,便平弱而无味了。诗人把“衣上”句写在开头,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概括于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费力地写了出来。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既自问,也引起读者思索,再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正如前人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诗外”(《示子遹》)。
这篇散文精辟阐明了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全文除首四句接近序文的性质外,正文基本上是韵文,隔句或逐句押韵,语言古朴精简,是一篇较为典型的“戒”体文章。
《敌戒》是作者在永州时所作。这篇短文,144个字,从秦灭六国后因自满而亡、晋厉公战胜楚国后反而招致内乱,以及臧孙纥对憎恶自己的孟孙速之死发出感叹这三个事例,鲜明地指出:敌人的存在虽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有很强的敌情观念,能够以敌为戒,常备不懈,奋发图强,就能够转害为利。
作者用正反面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客观规律,批判了“敌存而惧,敌去而舞”的形而上学思想,告诫统治集团要居安思危,表明柳宗元已经认识到对立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