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祖与其妻“十年未始轻分”，感情甚笃。这首词把悼念亡妻的痛切之情与独处异乡的孤寂之感揉合在一起，感人至深。
上片为忆旧。词写于时近“寒食”之际，正当莺啼燕语，百花争妍的时节，换上春衣到郊外踏青赏花，是古代文人的赏心乐事。此时“寻春服”，自然不难联想起当年妻子在日，每值清明寒食，总要为自己裁几件春衣。“裁春衫寻芳”便由此落笔。“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这两句用以一“记”字领起两个四字句。《古诗十九首》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素手”二字已暗示出其妻的贤慧温柔。旭日临窗，作者看着妻子为自己外出赏花准备衣裳。这是一幅极平常的家庭生活剪影，静谧、和谐、美满。“十年未始轻分”的夫妻终于拆散了。“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前句化用谢道韫《咏雪》诗：“未若柳絮因风起。”这里将“柳絮”改作“残絮”并继之以“斜阳”，透露出一种萧瑟凄凉气象。残絮被风吹去，难以寻觅，暗示妻子的亡故。以“残絮”比其妻，也透露出词人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妻子死后，已几度春风；柳照样绿，花照样开，而伊人一去不复返了。“谁念我，今无裳”二句，照应词题。显示出梅溪词结构之缜密，此情本是因寻春服而起，“今无裳”勾起愁肠，使作者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自少年消磨疏狂”一句，出自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的“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中年丧妻，郁郁寡欢，少年豪气消磨殆尽。上结三句，又用领字格，以一“但”字领起三句，刻画梦境。“听雨挑灯，攲床病酒”二句，明显是借用贺铸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中“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句意。“多梦睡时妆”乃是写实情。上片通过对亡妻琐碎往事的回忆，倾诉作者对她的一往情深。
下片直抒胸臆，重在表达自己对亡妻绵厚炽热的深挚感情。换头是一个折腰六字句，“飞花”照应“残絮”，“良宵”照应“多梦”，使上下片意脉紧紧相连。又有人去楼空意兴阑珊之味。“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以“有”字领起两个四字句。这两句互文见义，说明亡妻精于音乐。音乐虽美，则难与旧人共赏，不禁伤怀难已。睹物思人，自然引入下句：“最恨湘云人散，楚魂伤。”词人青年时期曾在江汉一带生活过，他写及爱情的许多作品也常常带上“楚”“湘”等字眼。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其结婚是在楚地，二是其妻名“湘云”之类。在这里，“湘云人散，楚兰魂伤”二句为对文，曲笔写妻子之死，自己之悲。冠以“最恨”二字，是极写词人的痛惜之情。“身是客，愁为乡”二句更推进了一层，表现了自己孤独凄苦的身世之感。“算玉箫、犹逢韦郎”句，用韦皋典故。玉箫生不能与韦皋再会，死后犹能化为歌妓与韦皋团圆。对照感叹自己妻子亡故以后，再也无缘与她重会了。后结“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二句，既点出此时节令，又暗举出与亡妻共同有过的美好往事。词人寒食祭坟，见人家出游踏青，妇女采集芳草，不由想起往日新婚之乐来。以乐景写哀情，愈见其哀思之深切。
《寿楼春》乃梅溪自度曲。本来似乎是志得意满的心境，但车马轻裘，锦衣玉食，换不来佳人一盼，正是富贵景象，凄凉心境，两相对比，自然引发词人无限伤感。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韵律方面：其一，此词冲破了一句之中“一声不许四用”的戒律，词中常出现四平声句和五平声句。如“消磨疏狂”，“犹逢韦郎”均为四平声，而起句“裁春衫寻芳”则是一个五平声句。这是对词律的大胆突破，这在婉约词人中更是极罕见的。这是史达祖对婉约词的发展。其二，此词多用平声和拗句。全词一百零一字，平声字便占了六十四个。拗调平声使声音舒徐平缓，也直接影响到词的艺术风格。正如焦循所说：“词调愈平熟则其音急，愈生拗则其音缓。急则繁，其声易淫，缓则庶乎雅耳。如……吴梦窗、史梅溪等词，往往用长句……而其音以缓为顿挫。”（《雕菰楼词话》）其三，运用双声叠韵。这使词的节奏更为舒缓，声情更为低抑，充满凄音，适于抒发缠绵哀怨的悼亡之情。
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本篇作者段成己 初仕于金，入元后遁迹龙门山中，不事新朝，其节为士林推重。此词歌咏遗民的隐居生活，表现了词人傲世独立的精神气质。
“谁伴闲人闲处闲”，发端先设一问，三“闲”字叠用，既写出词人身闲、地闲、心闲的隐居生活，又造成悬念，引出下文，一箭双雕，起得工稳而有深意。身在江湖，故称闲人。居于荒隅，故曰闲处。守节自持，不问新朝政治，故云心闲。三“闲”字包括以上诸多内容，可见匠心。“梅花枝上月团团”，回答首句所问：是那疏影横斜的梅花以及梅花枝头团团的明月伴着词人。这月和梅是词人生活的伴侣，无论是仕于国破之前，还是隐于亡国之后，它们始终跟随着词人。当词人于晚年回首往事，感叹故都繁华消歇时，作词亦称“唯有当时好月，照人依旧梅梢”（《木兰花慢·元宵感旧》），认为只有月和梅才是自己患难与共的知音。“陶潜自爱吾庐好，李白休歌蜀道难”，奉昔代之“闲人”陶潜为楷模，引为同调。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这都为词人所仰慕。他要走陶潜的路，同时深情地呼唤：李白啊，不必为蜀道艰难，人世险恶而太息，归来吧，山中可以久居。自己在故国倾覆后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巧借两位古人，明确表现出来。
“林壑静，水云宽”，承上片歌咏“闲处”之山林。山林寂静，沟壑幽深，水淡云远，在此可以登高舒啸，临流赋诗、寄傲山水、委心白云，忘却一切政治烦恼，故继曰“十年无梦到长安”。词人别首《临江仙亦有》亦有“十载龙门山下路，梦魂不到京华”之句，意思相同。世乱国亡，报效无路，不隐何以面对故国父老？古代文人最重气节，欲不依附新朝，除去啸傲江湖，别无良方。“无梦到长安”看似超脱，骨子是城却极为沉痛。尽管词人隐居龙门已经十载，但他仍然感受到元蒙新朝政治风雨的威胁，“五更门外霜风恶”正是这种心情的曲折反映。他自勉要在这艰难时世中生活下去，“千尺青松傲岁寒”是他生活的宣言。在别首《满江红》词中，他也宣称“岁寒还与松同洁”。可见最后两句并非为写景而写景，物中有人，“青松”盖以自譬，推出的是岁寒然后知松柏后调的主题。
为了突出主题，本词在构造意境时，选取了两类意象。一类是自然意象，其中有迎风斗雪的寒梅、傲霜独立的青松、清冷幽洁的明月、宁静幽深的山林丘壑、清新淡远的流水闲云。另一类是人事意象，有吾爱吾庐的隐士陶潜，有愤世嫉俗的诗人李白。这两类意象的和谐结合，造成了本词的独特意境，即在宁静冲淡而又暗藏险恶的景象中，蕴含着词人遗世独立，挺拔傲世的精神。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徭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