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经历了多次战乱的老翁住在一个破败的村庄里,这村子中事事都叫人伤心。
因为修建军队营寨,村中的桑树和柘树都被砍光了。因为组建乡兵,村中的青壮年都战死沙场,老头儿都断绝了子孙。
在这种时候,官府的赋税却一点儿不能少,还像太平无事的年成一样征收。不但本乡如此,其他州县也未曾有过安抚体恤。
现在连鸡犬都星散而不知去向,只剩下老人在日落时孤零零地倚着柴门叹息。
注释
乱后:指唐末黄巢起义后。
经乱:经过战乱。此句一作“八十老翁住坡村”。
伤魂:伤心。此句一作“村中牢落不堪论”。
寨木:修建军队营寨用的木头。
著:一作“点”,点派,征集。
乡兵:地方武装。
平宁:太平安宁的年头。
未尝:不曾。
略:稍微。
安存:安抚体恤。
星散:像空中的星星般分散消失,不知去向。
独:一作“哭”。
此诗作于唐末社会动荡时期。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之后,军阀连年混战。在这个诗人叹息的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受尽各路军阀无耻的搜刮盘剥,还要遭受朝廷官府变本加厉的赋税徭役的压迫。《乱后逢村叟》一诗正是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广大农村生活的反映。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
秦淮河流贯南京城中,明末河畔歌馆舞榭特盛。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王士禛以扬州推官奉命至南京谳狱,居河侧,感秦淮旧事,作此组诗,抒盛衰兴亡之感。诗流丽悱侧,情韵悠远。原作二十首,《渔洋精华录》删六首。此乃组诗之第一首,写作此组诗之缘由,奠定了组诗风格哀婉的基调。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通过言怀虚写秦淮的人文景观(舟、楼),秣陵的自然地理特点(秦淮河流贯市区)已寓于其中。作者对秦淮胜地向往已久,故说:“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断肠”一词有二义,一为极度悲伤,二为极度思念。前者如曹操《蒿里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后者如曹丕《燕歌行》:“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自然,因思而悲是常见的心理现象,故此二义亦相通。这句诗中的“肠断”,用的是第二义。与下句的“梦绕”相对应,合言正所谓“昼思夜想”,可见作者对秦淮胜景的情之切、思之深。在诗中,秣陵属地而言舟,秦淮属水而言楼,可见此舟非一般的舟,乃是行驶或停泊于内陆河的画船游舫;此楼亦非一般的楼,而是临水的雕梁画栋。这确实是秦淮胜景的特色。此地曾经繁华一时、声名远播,正是作者为之“肠断”“梦绕”所在。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艳景似残秋。”通过记游实写秦淮的自然景观(雨丝风片、浓春烟景),但当时社会变迁的痕迹(秦淮无复旧日繁华)也宛然可寻。“十目雨丝风片罩,浓春烟景似残秋。“写诗人亲履其境后的印象。明代汤显祖剧作《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有云:“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炯波商船”。王士祯的诗句脱化于此,而又自出新意。上引《牡丹亭》诸句重在描写令人神怡的美景,而王士祯的“浓春烟景似残秋”却透露出无限的感伤。“浓春”不是初春,而是春意正浓的时节;“残秋”显然一片凋零、屑近严冬了。春意正浓的秦淮胜地,本应姹紫妍红、美不胜收,如今却是这等苍凉。作者的感受很深沉,但是这种感受的内容是什么?作者并未明言。“残秋”是时令即将交替的关捩点,也许诗人由时令的交替想到王朝的兴替,顿起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吧。或许诗人什么都没想,只是为秦淮河畔的实况与自己的心理预期大相径庭而觉得失望吧。作者虽未明言,读者却可因此而生出许多联想与忖度,欣赏此诗丰富的美感。
此诗以乐景抒哀情,由“肠断”两字可知作者怀着悲伤凄凉的心境来到了秦淮河边,虽是“雨丝风片”的春日,但在绵绵的细雨中,在潇潇的春风中,作者只感到了对秦淮河今昔对比的无限悲凉,浓艳的春光也安慰不了如残秋般的内心。全诗表达了作者对秦淮河凄凉萧条的哀伤感怀之情。
刘禹锡在仕途上可谓一波三折,但在政治上、人格上,却是一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个硬骨头。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正是诗人春风得意的时候,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改革触及了一大批权贵人物的利益,他们疯狂反扑,仅五个月后,“永贞革新”遭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到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召回长安,诗人看到一批趋炎附势之徒,不可一世,提笔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讽刺诗,又触怒了权贵,再度遭贬,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又过了十四年,到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才被召回,又挥笔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宣称“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的硬骨头精神令人敬佩。这首《咏史(其一)》就是诗人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这两句充分肯定任安的不趋奉权贵的可贵精神。诗中的“骠骑”,古代将军的名号。指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非无势”,并非没有权势,意谓权势显赫;“少卿”,任安,字少卿,曾任大将军卫青的属官。褚少孙在《史记·田叔列传》后面补叙任安事,载武帝语:“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后死于北军护军使者任内。“终不去”,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卫将军)。诗人在这里运用了对举的方法来叙事。上句写霍去病,称其官职而不称名姓,说道霍去病的官位显赫,接着用双重否定的词句,进一步写出霍去病的权势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世俗之人,如蝇逐臭,改换门庭,纷纷投靠骠骑。可任安却不是这样。下句写任安,称其字而不呼其名,字里行间有一种亲切感,充满着敬重之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年轻时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后来独自领兵出战,取得赫赫战功,深得汉武帝信任,跟随他出征的军官都封侯拜将。后来,汉武帝“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诗人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事实。一般人读《史记》,一般都不太重视这一段的记载,都注意卫青、霍去病的立功封侯以及他们的贵幸,所谓“将军不败由天幸”。可诗人对这一段记载却十分在意,十分感慨。可以说,任安身上有诗人的影子在。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这两句是诗人的感慨。诗人说:如今的世道有如流水直下,只有我的心像中流砥柱一样,毫不动摇。句中的“剧”急剧,厉害的意思;“颓波”,大河决堤时从堤口奔泻而下的洪流;“砥柱”,山名,在黄河三门峡中。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山。”诗人回到现实社会中来,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官场上更是如此,落井下石,互相倾轧。诗人的两次遭贬,就是最好的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对任安情有独钟,任安的这种行为,如今更是难能可贵。诗人把任安视为知己,他不向权贵屈服,永远不向邪恶势力低下那高昂的头。形势越是险恶,他越是坚强。“我心如砥柱”,是诗人的真心表白,是诗人与邪恶斗争的宣言。着实可佩可敬。
这首诗借史说话,抒发感慨,将叙事、议论、抒怀融为一体。《史记》中短短的一句话,诗人撰写成一首诗,运用白描的手法,娓娓道来,既赞扬了任安,又表道了心志,感情强烈,志向坚定,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好诗。
“贾生道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刘禹锡的《咏史》(其二)别出心裁,让人有深远的回味与联想。晚唐时宦官擅权皇权旁落,朝廷用人唯宦官之喜好,道于治乱之士无不痛恨,宦官亦忌惮正直之朝臣,所用之人大多无能之辈,戏嘘之人。这首诗是他的早年之作,诗中流露出了对朝庭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感叹。
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