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
这是一首送别词。首句“白苎新袍入嫩凉”中的“嫩”字很有意蕴，词人将天气的凉爽感受着一“嫩”字来表现，可谓出语惊人。这种“陌生化”的表达，将秋天天气微凉、清爽和清新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次句“春蚕食叶响回廊”就是在首句所点明的环境基础上写范廓之（也可以说是考生们）穿着白色苎麻做的新衣服在微凉的天气里端坐在考场中，奋笔疾书而发出了如春蚕嚼桑叶般的沙沙声的情景。这样写，突出了“秋试”之“秋”的季节特点，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参加应试的举子们奋笔疾书、紧张忙碌的情状通过“春蚕食叶”的比喻表现出来。
此词突出的表现手法是虚实相生。上阕点明时令和环境。“白苎新袍入嫩凉”是实写送别的季节——初秋、天气环境——微凉、被送者的衣着——白苎新袍；“春蚕食叶响回廊。禹门已准桃花浪，月响先收桂子香”是虚写，想象仲秋时节范廓之参加秋试的情景、此次秋试的结果以及下一年参加春闱的结果，虚实结合。下阕，“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用比喻的手法实写廓之携书剑登程的情景，实中有虚，以虚喻实，喻体“鹏北海，凤朝阳”意境豪迈雄壮，充满对廓之的鼓励；“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完全是虚写，想象廓之连中两试后轻松愉快的心情，表达了对廓之的美好祝福。
此词在意象运用与意境创设上体现了辛词的豪放特点。大鹏、丹凤，意象豪迈；北海、朝阳、路茫茫，意境开阔；携书佩剑，既文又武，显示出既儒雅又刚健的气概。
此词用典也很突出，“春蚕食叶”“禹门”“桃花浪““桂子香”“鹏北海”“凤朝阳”“青云”都用了典故。如桃花浪，典出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鲍氏安国、安行、安世兄弟，三科连中，故程文昌伯禹赠之诗，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而“月响先收桂子香”暗喻“蟾宫折桂”，“折桂”一词源于《晋书·郤诜传》“累近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此后即将朝廷科举中选拔人才称为“折桂”。借喻高中状元。词人借用这两个典故，含蓄地表达对范廓之参加“秋试”的美好祝愿，祝愿他金榜题名。
这虽是一首送别词，但因为是送人参加科考，自然不必如一般的送别诗般抒写离情别绪，而侧重于对应考者热情的鼓励和美好的祝愿，合情合理。
《潇湘神》，一名《潇湘曲》。刘禹锡贬官朗州（今湖南常德）后，依当地的迎神曲之声制词，写了二首，创此词调，此为其中的第二首。潇湘，潇水流至湖南零陵县西与湘水合流，世称“潇湘”。潇湘神，即湘妃。指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博物志》记载，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嶷，他的爱妃娥皇、女英闻讯后赶至湘水边，哭泣悲甚，其泪挥洒在湘竹上，留下斑斑泪痕，遂成斑竹，她们也就自投于湘水，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刘禹锡这首词，便是题咏湘妃故事的。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开头两个叠句，一方面是利用两组相同的音调组成滚珠流水般的节奏，以加强哀怨的气氛；一方面是反复强调斑竹枝这一具体事物，以唤起并加深人们对有关传统故事的印象。词人在这重叠深沉的哀叹中，实际上也融进了自己被贬谪的怨愤痛苦之情，从竹上的斑点，写到人物的泪痕，又从人物的泪痕写到两地相思，层层深入，一气流贯。在词人的笔下，斑竹成为多情相思的象征，是一种隽永幽雅的意象，而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景物。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本指屈原。刘禹锡当时正贬官在朗州，与屈原流放湘西相似，所以这里的“楚客”实是作者以屈原自喻，将湘妃、屈原和自己的哀怨，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瑶瑟”，乃瑟的美称，在作者的想象中，湘灵鼓瑟必然极为哀怨，所以说“瑶瑟怨”。当夜深人静、明月高照之时，楚客徘徊于潇湘之滨，在伴和着潺潺湘水的悠扬琴韵中，细细领略其中滋味，此之谓以环境烘托心情。词中创造了一个凄清空漾的境界，更适于传达出词人哀怨深婉的情思，作者和湘灵的怨愤之情融合了，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也融合了，情致悠然不尽，辞止而意无穷。
全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但却借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无辜被贬谪的怨愤。作者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艺术境界，将远古的传说、战国时代逐臣的哀怨和自己被贬湘地的情思交织起来，融化为一体，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显示出真与幻的交织和结合，以环境烘托其哀怨之情，虽似随口吟成，而意境幽远，语言流丽，留给读者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
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