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记事,写诗人在征途上不知道走了多久、多远;颔联写景,天寒风浪,突出了旅途上的艰辛;颈联开始抒发无时不在的思乡之情;尾联写行舟途中得鲤鱼后所引发的思念之情。全诗蕴籍含蓄,意在言外,颇堪玩味。
一二句记事。“一挂吴帆”是说自水路前去吴地,“不计程”是无法计算路程,极言自乡至吴水路的遥远;下句承接上句,从船只多次的停泊与开行再写行舟之久。两个“几回”,见水路行程的单调与乏味,又与上句“不计程”相照应。虽不言“忆”,而“忆”意隐含其中。
三四句写景,这是一联工整的对偶句。上句写天空,下句写江面。江南秋色本是迷人,更何况此次又是江行。然而映入诗人眼帘的却不是“楚天千里”的一片“清秋”,而是“天寒”“云冻”“江阔”“浪生”。“天寒”二字固然有诗人自己的感觉在内,“云”之能“冻”更是经过诗人感情滤化了的景物,表现了天色的阴霾、沉重。然而诗人还叙述,此刻天空是“有日”的,“有日”则云不应“冻”,但“云犹冻”,可见日色的晦暝,更增加了惨淡的气氛。
再看江面,“江阔”本给人以显豁之感,再加“无风”,则更应是坦途,但“浪自生”显出了水势的汹涌。这一联描绘景色确切;“有日”“无风”,一有一无,都能宕开一步。虽是景语,但也表现了诗人离乡远行时那黯淡、凄凉的心境。
五六也是以工整的对偶写景。上句从“家山”之变为“数点”,可见诗人自登舟离家的那一刻起,就凝望着越来越远去的故乡;从“常在眼”三字,可以想见当这“数点”“家山”从视线中消失之际,它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诗人眼前。上句浸透了诗人难以排遣的乡思乡愁。
下句的“寒雁”与颔联的“天寒”相照应,点明时值深秋。凄冷萧瑟的秋天本来容易使人产生思乡之情,更何况此时大雁又正飞向诗人离别了的家乡,长空一声雁叫自然会牵动诗人满怀的愁情。这一联中的“数点家山”与空中“寒雁”本是一幅淡远迷蒙的水墨画,一声雁叫又为这画幅增添了凄冷的气氛。颔联、颈联同属写景,但前一联写的是自然界之大景,情隐含于景中;后一联写的却是与诗人关系更为密切的远景,情与景结合更为紧密,抒情性也更为明显。
最后两句转入叙事。船工在行舟时捕得鲤鱼是很平常的事,诗歌的妙处在于诗人在“鲤”前加了“南来”二字,鱼是从家乡来的,然后借用这习见的事,通过《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典故,抒发盼望家书的急切心情。事借得巧,典故用得巧,表达了深沉的抒情意味。
从表面看,这首七律以“行舟”为线索,全诗四联围绕行舟分写行程之远、江行之险、家山寒雁、烹鱼取书;而究其内在的含义,忆兄弟、思故乡的情愫才是贯串全诗的一条主线,无论记事、写景、用典,其中包含的抒情成分是一层深似一层的。因此,除诗题而外,全诗无一字写及手足情,而手足之情甚浓;无一句明叙家乡恋,而家乡之恋自深。
诗的一二句从远处着笔,写诗人极目天涯时所见所感。三四句从近处着墨,写诗人凝视碧山的所见所感。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写望,但从望的感受上落笔,不具体写望见些什么。诗人远望时正当黄昏,夕阳西坠,他遥望故乡,故乡不见,远在天涯。这时候,他看到了落日,又想到落日之处就是天涯,然而明明白白地看得见落日,却仍然望不到故乡。这两句,把思家的愁苦表现得很深刻。
诗先以落日处即天涯作衬,使后句望不见故乡的失望更重更深,在表现时却不直说,而是通过两个“天涯”的反复吟咏比较,让人从中体会出来。以落日喻天涯,是从《世说新语·夙惠》中得到启发。《世说新语》载:晋元帝曾问明帝:“长安与太阳谁远。”明帝起先回答太阳远,因为没见过有人从太阳那儿来。后来又改口说太阳近,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后来人们常用这典故,以天涯太阳比喻远。如唐岑参《忆长安曲》云:“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就是在所忆之处与太阳上做文章。
“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从近处着墨,写诗人凝视碧山的所见所感。“已恨”句转折巧妙,既承接上句,补充说明“不见家”之由,又“暗度陈仓”,由前二句着眼于空间的距离转到着眼于空间的阻隔。故乡不可见,不仅因为距离遥远,还因为路途阻隔,所以通出一个“恨”字来。第三句用“已恨”二字领起,无限感慨已在其中。第四句再递进一层,故乡为碧山阻隔,已令人恨恨不已,何况眼下碧山又被暮云遮掩。
诗用“还被”二字唤起,障碍重重,恨重重。再说,山本可用青、绿形容,用“青”也符合诗的平仄要求,可是诗人却用碧字,大约是因为青、绿较为轻、明,碧较为重、暗,不仅更符合等色苍茫中山的色彩,而且能唤起凝童情绪。而当苍茫的暮色遮掩住碧山,凝重压抑感也就更加强烈。诗至结尾,随着时间的冉冉推移,诗人的视野由远而近、由大而小的逐步收缩,色调的由明而暗的变化,结构上的层层递进,那乡思也就愈来愈浓郁,以致浓得化不开。
全诗四句,分四层意思,层层深入,不断推进,把思想感情发挥到极致。中国古代诗词作法,有透过一层、加一倍写法。这种写法,有用在一联中的,如杜甫《夜闻觱篥》云:“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本意写行路难,再加写遍地战争,行路就更难了。又如李商隐《无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也是如此。更多的是用若干句透过一层,如宋徽宗《宴山亭·北行见杏花》词:“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写思念故宫,故宫不见,转而梦见,最后连梦中也见不到,把感情的波浪重重推向高涨。李觏的这首诗,也是采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突出了诗人归乡无计的无奈和痛苦,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深挚浓厚的思念之情。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