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出仕为官居要职,只怕蹉跎好时光。
一年到头勤效力,常恐功绩不辉煌。
忠情偶尔得表现,于是得宠近君王。
出门陪同在车边,入宫服侍丹帷旁。
规劝之言即听取,建议从来不虚枉。
一旦君王长逝后,愿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难相忘,君命怎能敢违抗!
面临坟墓不犹豫,献身大义志所望。
草丛笼罩高坟墓,黄鸟啼鸣声悲伤。
三良性命不可救,泪水沾湿我衣裳。
注释
三良: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三人都是秦穆公的宠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
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即整洁衣冠,指准备出仕为官。
乘:驾驭,占据。
通津:本指交通要道,这里指高官要职。《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时我遗:即“时遗我”的倒装句,时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服勤:犹言服侍、效劳。
尽岁月:一年到头。
功愈微:功劳甚小。愈:更加。
谬:错误,这是作为臣子的自谦之词。
获露:得到表现。
私:亲近,宠爱。
文舆:华美的车子。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
丹帷:红色的帷幕。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
箴规:规谏劝戒。
响已从:一发言就听从。
初无亏:从不拒绝或轻视。亏:枉为。
言:语助词,无意义。
同此归:一道去死。《史记·秦本纪》之《征义》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hōng),皆从死。”
“君命”句:《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遗嘱,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违”即指此事。安,怎能。
“临穴”句:面对坟墓没有犹豫。罔:无。惟:语助词,无意义。疑:犹疑,犹豫。《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
投义:献身于大义。
攸:所。
希:愿。
“黄鸟”句:《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不可赎:不能挽救赎回。语本《诗经·秦风·黄鸟》:“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泫然:伤心流泪的样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这首诗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有两说:一说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之后不久,约在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一说约作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与《杂诗十二首》写作时间相近,陶渊明五十岁。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其《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五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五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上片是叙述梦中的景象和他同朋友方信孺的胸襟抱负;但是,作者对于南宋小朝廷那种求和屈辱的政策之不满,已洋溢在纸墨之上,语气在含蓄之中闪烁着尖刻的讽刺。南宋时,宝钗楼和铜雀台都落入金台手中,刘克庄和方信孺都没有到过。但刘克庄故意举出这两个地方,意在表示两台平日都没有忘怀北国河山,两地名胜于是很自然就在他二台的梦中出现了。“唤厨台斫就”四句,写出梦境里的浪漫性。这是作者有意虚构的情境,这段描写在虚构之中还可看出一点真实的影子。这里着力写出梦中台的豪情胜概,写法上很有点浪漫主义气派;又因为是写梦境,所以使台不觉得是过分夸张失实。借用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掌故,是以“天下英雄”自许,又是对挚友方孚若的论评。作者希望能够有千辆大车,迎接这些燕南赵北的剑侠奇才,共同收复北方的失地。这里点出“燕南赵北”,又回应了上文的“登宝钗楼”和“访铜雀台”,使台了然知道作者“登”与“访”的用意,并不只是看望一下祖国北部河山。所以在文字结构上,又是彼此呼应,正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其首又应。足见作者行文的细密。作者结合实际生活,融会历史题材,虚实结合,而以虚为主,表现出豪迈爽朗的气魄北方的豪杰之士了。
词的下片写梦醒之后的现实景象。“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晨鸡无情地唤醒美梦,使作者不得不面对现实。梦境值得留恋,但实际生活的境遇却如此残酷无情。 “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这是作者与方孚若共有的无奈叹息,但决不是绝望悲鸣。在刘克庄所处的时代,南宋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境地。他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仕途历尽波折,他曾四次被罢官,因此,怀才不遇之感,黍离哀痛之情,在他的诗词在中常有流露。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作者还怀有强烈的愿望,幻想能像李广那样在国家多事之秋建功立业。作者在表现思想矛盾、表达一贯的爱国感情时,用的不是平铺直叙的手法,巧妙地引用历史典故,做到虚实相彰,使主题思想表达得更加充分、深刻。这三句话基本上引用《汉书·李将军列传》的原文,字句相差不多,只是把《汉书》原文稍加点改,用在词中,显得自然妥贴,同时赋予这个典故新的含意。时局是如此危急,国家处在多事之秋,正该起用李广这样的名将;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贤才能臣根本就是报国无门,这怎能不叫台“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呢?这首词下片抒发的正是作者这种真情实感。挚友已乘鹤西归,恢复国家统一的大业更难以实现,感旧生哀,一腔凄凉悲愤的感情发泄无遗,伤时忧国的思想就是这样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下片描写以实为主,跟上片恰成强烈的对比。
作者巧妙地引用历史典故,做到虚实相彰,使主题思想表达得更加充分、深刻。这首词充分体现了作者“拳拳君国”和“志在有为”的气慨,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壮志难酬的悲愤。
“百花洲上新台,檐吻云平,图画天开。”首三句写总写了姑苏台的高峻的形势。使得整首曲子一开始便有了一种开阔的气势,为接下来的怀想和抒情做好了铺垫。“百花洲上”点明了姑苏台的位置,即在苏州城西南的百花洲上,靠近太湖。苏州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述异记》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越绝书》也记载说“吴王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可见其非凡气势。“新台”是相对于阖庐所筑旧台而言,由此大约可以推断姑苏台的建造始于阖庐,终于夫差。“檐吻云平”,可见其势之高。而加一“图画天开”四字,将姑苏台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颇有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之境。
“鹏俯沧溟,蜃横城市,鳌驾蓬莱。”写登台远眺时的感受。美景如斯,作者心中感慨万千,不禁陷入想象和追忆之中。“鹏俯沧溟”站在姑苏台上向下望去,就如同鹏鸟在天空中俯瞰海洋。“蜃横城市”,作者眼前所见之景,就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美丽。“鳌”、“蓬莱”都是幻景,和“蜃横城市”一样,都带有一丝不真实的恍惚之意。这种夸张的比喻既充分展示了姑苏台的雄伟壮阔,也反映出作者心中对此物此景的感受,即其并不赞赏这种奢华,也为下文怀古伤今埋下了伏笔。
“学捧心山颦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化用了西施和伍子胥两个典故,这是乔吉惯用的手法。“西施捧心”这里是用拟人的手法,也暗喻吴王夫差当年宠爱美人的奢淫享乐。唐代诗人李白亦有诗“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所写也是此事。而往事越千年,一个“怅”字,表现了作者的浓重感情。他不仅为往事而怅惘,而且还着眼于现实。作者不止是为了吊古,而且也为了感今。
“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这三句作总收,表明曲的主旨。伤悼古事而思绪万端,之所以不要靠近阑干,乃是因为怕万丈尘埃迷了双眼。这一句的真正内涵结合元朝末年的黑暗统治来看,是说吴王夫差覆国的故事将要重演,大元的天下不长。尾末这三句既点明了主旨,也体现了作者心中的无奈叹惋之意。
事实上,在吴国未亡之前,姑苏台已被越国毁灭,以后是否重建,史无记载;即令重建,到作者生活时的元朝,也不可能有遗构存在。早在唐朝李太白登临时,所看到的已经是“旧苑荒台杨柳新”(《苏台览古》)了;这首小令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作者丰富的想象,造语沉着,气势宏放,但又不发泄无余,有沉郁顿挫之妙,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此诗是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诗。此诗的着眼点不在描绘漆园的景物,而在通过跟漆园有关的典故,表明诗人的生活态度。
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侧面赞美庄子的品性。诗中“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是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庄子并不是傲吏。庄子之所以不求仕进,是因为自觉缺少经国济世的本领。这也是一种赞美,不过换了个角度罢了。诗人是借古人以自喻,表白自己的隐居,也决无傲世之意,颇有点看穿悟透的味道。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含蓄地透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两句意思说,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不过是形迹之“偶寄”而已。在王维看来,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魏居士书》),这样也是很不错的。做个漆园吏,正好可借漆园隐逸,以“婆娑数株树”为精神寄托。《晋书》中有“此树婆娑,无复生意”的说法,“婆娑”用以指树,形容其枝叶纷披,已无生机。郭璞《客傲》中又有“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的说法,“婆娑”用以状人,形容老莱子放浪山林,纵情自适。王维用在这里,似乎两者兼而取之:言树“婆娑”,是以树喻人;言人“婆娑”,是以树伴人。总之,做这么一个小官,与这么几棵树相伴,隐于斯,乐于斯,终于斯,夫复何求。这就集中地表现了王维隐逸恬退的生活情趣和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
此诗看似评论庄子,其实是诗人借庄子自喻。诗人在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双追求辟世辞喧、恬淡隐逸的生活情趣,那“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的处世态度,正是诗人心理的写照。此诗用典贴切,蕴藉有致,彼有特色,且与诗人的思想感情、环境经历融为一体,以致分不清是咏古人还是写自己,深蕴哲理,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