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第一首是诗人写岳阳楼的开篇之作,所以精心打造,郑重其事。
首联写岳阳楼的地理位置,先从大处着墨,以洞庭湖和长江为背景,在一个宏观视野中隆重推出岳阳楼。“洞庭之东江水西”,诗人在一句七字之中,巧妙地运用了“东”“西”两个方位词,并以湖、江系之,则岳阳楼之所在,如或可见。而后再写举目所见,为“帘旌不动夕阳迟”。这一句是全诗写景浓墨重彩的一笔,看似平常,实则细腻。“帘旌”为近景,“夕阳”为远景,近景远景合而为一,诗人的视线由近及远地扫描,逐渐放开,融入那苍茫的暮色中。不动的帘旌,表明湖面风平浪静;迟落的夕阳,提示着傍晚的安详。这样富有诗情画意的情境,不禁引起诗人丰富的遐想。
诗的颔联从静态舒缓的景物描写中振起,转而为强烈的抒情。仿佛是音乐的变奏,这两句诗似乎是在重复上面的主题,风格却又迥然不同了。“登临吴蜀横分地”,也是在说登临的地理位置,却加入了厚重的历史感;“徙夕湖山欲暮时”,也是在写黄昏时分登楼观景,却融入了些许怅惘之情。这样的渐变,是一种烘托,是一种过渡,是一种物我兼融的摹状。在这里,诗人的主体形象不经意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诗中,他在思索,在徘徊,在融情入景,在借景抒怀。
经过前面的蓄势,诗人终于在颈联以近于直呼的方式,发出了最高亢最强烈的呐喊:“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这两句诗,道出了一个亡国之臣心中的愤懑。“万里”与“三年”对举,分别从空间、时间的跨度上来叙述其事,收到了双重叠加的艺术效果,读之让人感慨万分。诗人的“万里来游”不过是万里逃难的高雅说法,但是又无可奈何。心中的苦闷,只好在“远望”中消解。“三年多难”,本来已经不胜觳觫,却还要在这里登高临危,让人不堪忍受。诗意至此,已经一波三折,千回百转,把感情推向了极致。
尾联情景相生,“风霜”既指秋色浓重,又与自己的“白头”相映衬,且暗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严峻,“老木沧波”既指眼前实景,又是作者憔悴悲愁,饱经风霜的自我写照。这样的苍凉气韵,与杜诗中“无边落木潇潇下”,“艰难苦恨繁霜鬓”相同。同样的国破家亡,天涯沦落,此时此刻,杜甫成了诗人患难中的知己,因此,诗中自然有了杜诗中雄阔慷慨的风格。
其二
第一首写登楼,而第二首转写景和归途。诗人登上岳阳楼,看到的是“天入平湖晴不风,夕帆和雁正浮空。”这就描绘了多种景物:天空、湖水、倒影、夕日、大雁,构成了洞庭湖独有的美景。表面上“晴不风”三字略显俗套,但这正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相同韵味,不加修饰,只是写的是湖水之壮美,这更显手法独特。第二联写人亦写景,而且再次点明时间是傍晚时分。第三联起,开始写诗人的归途了,而且又再一次将诗句引向了景物,向北看,见白草稀稀,向南望则见枫叶红红,这一联的描写将整首诗推向高潮,对仗工整,别有韵味。最后两句就是写诗人只顾观景,写着的诗到了江陵还未完,这就从侧面衬托了长江洞庭之间风光之好。整首诗的感情同第一首一样,是“忧”的,因为两首诗记述的为同一系列的事,其感情也是相同的,只是被隐藏了,这首诗实际上表达了北宋国亡后,作者只能观景排忧之情。
这首词写作者怅恨无依、登临感怀的情状。词的上片以“人生如梦”开篇,感叹自己身如“转烛”“飘蓬”,恍在梦中。既然人生如梦,则不如常在梦中,因为也许只有梦中才能得归故国,重拾旧欢。只可惜“欲寻陈迹”但却满眼物是人非,徒增怅恨而已。心愿难遂,怅恨难消,这一切看来似乎天意,自己只能在这凄苦寂寞的现实中徒唤奈何了。上片三句是句句感慨,字字关情,总把自己的怀想和残酷的现实对照起来写,反差明烈,充分地烘托出作者愁恨难泯、无可奈何的悲痛心情。
词的下片以写景起,即景抒怀。“待怅池台”既是眼前之景,更是心中之境,作者心如“池台”,有“待怅”之思,思之不得,所以有“空逝水”之叹,一个“空”字,道出了作者满怀的寂寞和凄凉。“荫花楼阁”是所见之景,大概也是所怀之梦,一切美好的景色都被夕阳斜照映出满目的惨淡凄伤,这大概也是梦回归国的心中景况。“登临”二字是词眼,一切的感伤也许是“登临”造成的,登高望远,怀思故国,故国已失,怅恨无已,各种各样的忧思、烦懑纷至沓来,于是“泪沾衣”。可是作者这里又用了“不惜”二字,有深意,既写出作者亡国失家后必然的愁苦,也写出作者悔恨自责、宁愿多承受些这锥心之痛的复杂情怀,所以“登临”也许是已“登临”,正“登临”,但恐怕更多是还要“登临”,苦也“登临”之意。作者的复杂心境以一句带之,更婉转凄切,至真至到。
全词前直后曲,直笔如平常白话,曲笔如林间幽径,搭配得当,相得益彰。虽情调稍显低沉,但情意真挚,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