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一首哀悯黎民、心忧社稷的情怀。首联写战争造成的混乱人口减少。颔联写路上生离死别的场景。颈联把自己比喻为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写自己漂无定所。尾联诗人通过写现实蜀地未通暗含自己的前途渺茫,对自己和国家产生忧虑。全诗前二联写自己看到路上的征夫,后二联联系自己身世更像征夫,诗人从一个独特视角,把一个混战的安史之乱社会现实,以一个征夫的形象展示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祸。
首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写出了战争频仍的混乱时代,老百姓因苦于征战远戍,或流落他乡或被抓当兵或饥寒而死,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的状况。十户人家没有几人是活着的,在这样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黎民百姓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家里山外到处都是荒无人烟、一片凄凉景象。诗人以极为沉痛的语气,描写出了朝廷征召壮丁带给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和无穷苦难。
颔联“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写诗人的所见所闻,蕴含着极深的悲切情绪。“路衢惟见哭”写出了大路小路上到处都传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生离死别的痛哭之声。“城市不闻歌”与上句相对,就连最热闹的城市也听不到一句欢声笑语。之所以景象如此悲凉,归结起来只有战争。这两句诗,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战乱带给人民的伤痛与无奈,诗人痛恨这没有休止的战乱与征戍,忧国忧民之情尽在其中。
面对生灵涂炭,联想自己多年四处漂泊的身世,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可以暂时安定栖身的所在,心系人民疾苦的诗人有感而发:“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他将自己比作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找不到安身之处,形象地映衬出战乱时期人们的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而那些衔着竹片背着沉重武器,在战争状态中的紧张地行军的战士,也是一根“漂梗”。这两句描述,透露出对战乱的愤慨。
尾联“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写出诗人对自身对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官军没有收复四川,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诗人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安史叛军没有平息,外患侵扰尚未结束,前往蜀地的归路还未打通,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面对诗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可知与不确定,在诗人对未来担忧中,也包含着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这首诗,诗人选择征夫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人物作为触媒,通过特殊的角度,将安史之乱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深忧虑。
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万山,在襄阳西北,汉水南岸,又名汉皋山。此地环境清幽,为襄阳名胜,又有神女解佩的传说,更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浩然常游此地,诗集中就有三首于此得题。“万山潭”,指山旁江水深曲处。这是一首带有古诗意味的律作。诗人常游于万山,诗集中有三首于此得题。此诗诗风古雅质朴,空逸澹宕,清心闲适。
首联写诗人冲淡的心情和垂钓之乐。垂钓本身,已乐在其中,何况静坐磐石之上。“坐”字一字,更显安闲。且潭水清澈,与闲适的心境相默契。诗中未提一个乐字,但乐字已融入闲淡之中。
颔联,所谓“鱼行潭树下”,似不合理,盖鱼是水中之物,不可能行之于树下。细细体味,就可理解潭侧之树高于潭中之鱼,且树影映入潭水之中,鱼儿翕翕游动,自由自在。故“鱼行潭树下”。在这里,诗人虽没有正面描写树的倒影,但却可以领悟出树的倒影的荡漾美,与游鱼的动态美相互参差,更显出美的多样性。且“鱼行”与“猿挂”,一低一高,遥相呼应,更拓展出空间的距离美。“潭树下”与“岛藤间”,一潭一岛,一树一藤,一下一上,也显示出对称美。颈联借当地典故抒发情怀。曹植《洛神赋》中说:“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意思是郑交甫曾游于万山,巧遇两个游山的神女,羡慕不已,向神女索取佩带上的饰物,游女解佩赠之,但霎时,游女及佩饰均不见。郑交甫怅惘良久。这个美丽的神话,为万山潭增添了迷人的风采,也触动着诗人的心弦,并自然地引出下句诗来。
尾联写心中向往,求之不得,于是月下放歌,乘舟而返。游女解佩的故事,给诗人以无穷的遐思。诗人不禁悠然神往。“沿”字,用得亦极其神妙,更增添了月儿的动态美,表明不仅仅是一点月色,而是沿途通明,明月满舟,银辉一路,歌声不绝。此情此景,令人向往。
全诗有动有静。首、颔二联,以静为主,寓动于静;颈、尾二联,以动为主,寓静于动。冲淡之风,显隐于动静之中。闻一多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正是此中境界的写照。刘熙载说:“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
关于孟浩然的人品,王士源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疏艺竹,以全高尚。”(《孟浩然集序》)王维在绢本上绘制的孟浩然肖像“颀而长,峭而瘦,风仪落落,凛然如生。”(《韵语阳秋》引张洎题识)可见,孟浩然的人品可用风清骨峻四个字来形容。它体现在孟氏诗中,就浇铸出孟浩然的诗品。
正如闻一多所说,《万山潭作》一诗,这是诗的孟浩然,又是孟浩然的诗。诗人的心境是非常悠闲、清静、旷达、淡泊的;诗人的形象是“风神散朗”、“风仪落落”的。这确是诗如其人、人即其诗了。孟浩然所创造的人入其诗、诗显其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冲淡。
孟浩然和王维,都推崇冲淡,却各有千秋。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浩然清而旷,王维清而秀。”可见,王、孟虽同样具有冲淡中“清”的特点,王维偏重秀字,孟浩然偏重一个旷字。王维的《青溪》,虽然写了素、闲、清、澹,但从“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的诗句中,却可看见大自然的秀丽景色。孟浩然的《万山潭作》,虽然也写了清、闲,但从神寄游女、归舟放歌的情境中,读者却可窥见他的旷达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