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为黄庭坚贬谪黔州期间的作品。该词主要通过重阳即事,写出了黄庭坚在穷困险恶的处境中,不向命运屈服的博大胸怀,抒发了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乐观奋发精神。
上片首二句写黔中气候,以明贬谪环境之恶劣,前两句起调低沉,起篇为抑。黔中秋来阴雨连绵,遍地是水,人终日只能困居室内,不好外出活动。不说苦雨,而通过“一漏天”、“似乘船”的比喻,形象生动地表明秋霖不止叫人不堪其苦的状况。“乘船”而风雨喧江,就有覆舟之虞。所以“似乘船”的比喻是足不出户的意思,又影射着环境的险恶。联系“万里”二字,又有去国怀乡之感。下三句是一扬,写重阳放晴,登高痛饮。说重阳天霁,用“及至”、“也”二虚词呼应斡旋,有不期然而然、喜出望外之意。久雨得晴,又适逢佳节,真是喜上加喜。遂逼出“催醉”二字。“鬼门关外蜀江前”回应“万里黔中”,点明欢度重阳的地点。“鬼门关”这里是用其险峻来反衬一种忘怀得失的胸襟,颇有几分傲兀之气。
下片三句承上意写重阳赏菊。古人重阳节有簪菊的风俗,但老翁头上插花却不合时宜,即所谓“几人黄菊上华颠”。作者借这种不入俗眼的举止,写出一种不服老的气概。“君看”、“莫笑”云云,全是自负口吻。这比前写纵饮就更进一层,词情再扬,此为二扬。最后三句是高潮。此三句说自己重阳节不但照例饮酒赏菊,还要骑马射箭,吟诗填词,其气概直追古时的风流人物,更将豪迈气概表现到极致,此为三扬。此处巧用晋诗人谢瞻、谢灵运戏马台赋诗之典。末句中的“拍肩”一词出于郭璞《游仙诗》“右拍洪崖肩”,即追踪的意思。下片从“莫笑老翁犹气岸”到“风流犹拍古人肩”彼此呼应,一气呵成,将豪迈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全词结构一抑三扬,笔力豪迈,抒发了作者虽被贬黔州、身居恶劣环境,却穷且益坚、老当益壮,不屈于命运的摆布的乐观精神和博大胸怀。
诗题“蜀国弦”,是乐曲名。李贺诗中多次写到蜀国弦,如“拂袖风吹蜀国弦”(《牡丹种曲》),“蜀国弦中双凤语”(《听颖师琴歌》),均指乐曲,可证此诗所写是蜀国乐曲。
头两句说,傍晚,在微风细浪的濯锦江边,枫树散播着浓郁的芳香。野花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夕晖之中。碧绿的锦江水,倒映着南山青苍静穆的影子。这幅自然风景幽雅秀丽,令人悠然神往。画面上没有声音,但隐约表现出一股轻柔清丽、闲静恬美的音乐旋律。诗人在开篇既没有点出演奏者,也没有交待弹拨的是何种乐器,甚至连题中的弦字也未提及,而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用两幅形象鲜明的景物画面来描写音乐的情调和节奏,把读者一下子就引进美妙的音乐境界,感受到赏心悦耳,移情动志的音乐魅力。
三、四句又展现出两幅自然景物画面。“坠猿哀”,用杜甫《泥功山》句意,写猿猴跳越山谷,坠落时发出哀啼。蜀地多猿,盛弘之《荆州记》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两句说:弦声由舒缓、轻柔、恬美忽而转为惊骇哀愁,好像高山危石,慑人魂魄,又似猿猱跃涧,坠谷哀鸣;听曲者的眼前还展现出绵延起伏的山岭,碧森森的竹林与雾濛濛的烟云在山半腰相绕,好象在互抒愁思。这一联,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同时显露,诗人还用了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惊”、“哀”、“愁”这几个字眼,渲声弦声,使人心惊胆颤、哀愁感伤的巨大艺术力量,暗示出弦乐曲调已发生了由低到高、由徐到疾、由轻柔婉转到激越紧张的骤变。
五、六两句,诗人所描写的弦声又由刚转柔,形象地表现出一弯凉月,从清冷的秋浦之上冉冉升起,月光射入水中,照见水底白沙,粼粼有光的景象。凉月秋浦、清水白沙,弦声多么明净、凄清、幽冷!乐曲的旋律起伏回荡,倏忽变化,如波翻浪涌,姿态横生。
收尾两句,诗人描绘乐声的手段又有变化,由前三联借自然景色状乐声转为以社会人事表声情。“红泪客”用了王子年《拾遗记》的一个典故:魏时女子薛灵芸和父母分别时依依不舍,泪下沾衣,途中用玉唾壶承泪。到京师,壶中泪凝如血。这两句说:弦声忽然又显得如泣如诉,好象传说中与家乡亲人离别的女子,泪落如雨,凝而为血,不愿越过蜀国的门户瞿塘峡。前三联用鲜明可视的物象直接描绘弦声,这一联以带着浓烈哀伤情思的事象诱人去联想弦声,表现的素材是不同的。比较起来,这一联的事象不如前三联的物象那么具体易感,但仍然可以想象得出,这支蜀国弦乐曲至此奏出了高潮——那瞿塘峡狂风的呼啸声和涡流的咆哮声,交织着女子呜咽悲哭之声,传达出一股强烈而缠绵的恋乡之情,摇撼着读者的耳鼓,叩击着读者的心弦,全诗就在这感情的高潮中戛然而止。
关于《蜀国弦》的题旨,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清初姚文燮钩稽史实,以史证诗,以比兴之义逐一诠释诗中意象的政治含蕴,推定此诗“为迁客伤”,未免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但他指出诗中写“蜀弦之哀”,又认为“诸本仅注弦,觉少清味”,还是中肯的。诗中交织地描写枫香花静、水影南山之清丽恬美,凉月秋浦、玉沙粼粼之凄清幽冷,以及红泪客不肯过瞿塘之缠绵哀伤,可以说诗人是借写蜀弦之悲喜哀乐,抒写对蜀国的怀恋情绪。这样理解比较恰当。
《蜀国弦》描写音乐形象鲜明,变化倏忽,精细入微,在表现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它不同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主要采取以声摹声,而是侧重以形写声,并充分调动了视、听、触、味等多种感觉。诗中的“香”、“静”、“凉”分别从味觉、触觉着笔;即以视觉来说,就兼写了形、影、光、色、动、静。更妙的是,诗人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意象,都是蜀地特有的风光、景物、传说,用它们来描状蜀国弦声,更显得丝丝入扣,从而精确地传达出蜀国弦声独特的韵味。《蜀国弦》又不同于李贺描写音乐的另外两首名作《李凭箜篌引》和《听颖师弹琴》。那两首诗在意象的光怪陆离和意境的诡幻斑烂方面胜于《蜀国弦》,但它们都在诗中点明了演奏者、演奏的乐器,甚至写出乐器的形质;《蜀国弦》除标题外,篇中无一字提及弦,亦自有其含蓄蕴藉、诱人寻味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