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裹挟着朝雨,从江面上飘飘洒洒,呼啸而来。江上朝雨的景色,宽阔,空濛,而又略带萧索冷落之意,澹然展现在诗人的眼前。朔风可感,但无形无影,诗人却别具匠心,通过可观之雨将它形象地描写出来。细细体会“飞雨”,既可想见朝雨飞动之状,又能感受到朔风阴助朝雨之势。
百常观,本是汉代的台观之名;九成台,也是古代台名,这里都借指一般的台观。这些亭台楼阁,巍然屹立在曙色朝雨之中,一一映入诗人的眼帘。
“既”、“复”标识时间的先后承接,但决不是写风雨的断而复续,而是在景观迭现之中,暗写出诗人视野的变换和转移。诗人的视角,仿佛摄像机的长镜头,缓缓地扫描过淋漓在风雨之中的煌煌台观,印入诗人心灵的胶片。所以,风雨的飘洒和集结,在诗人心目中便产生了断而复续的“既”、“复”的感觉,从而在客观绘景之中,隐隐流露出主观观照的心迹。
淅淅沥沥的小雨,经过风的挥舞,洒落成了烟雾氤氲、轻埃迷漫。直到此时,诗人才交待了“观朝雨”的时间和地点:“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清晨,深宫重门犹未开启,诗人早已振衣而坐、欣赏晨景了。阴霾雨天,雾气沉沉,本应令人沮丧,心情不振,但他却从江上飞雨之中,从这片刻宁静的观赏之际,领略到了非凡的乐趣,久久沉湎于其间,心驰神往,留连不舍。在大自然的神奇诱惑之下,诗人心旌摇动,神思沸腾。喧嚣的尘扰,纷冗的庶务,暂时都已远他而去,使他直感到一种耳目清新的愉悦,并从这种耳目的清新,进一步体会到了精神的宁静和恬适。“耳目暂无扰”,多么难得的纯净之境、空灵之时啊!所以,此时此刻,他的心思终于摆脱了现实时空的束缚,跨越到无限渺远的自由之境,一下子飞到了远世往古,飞到了向往已久的理想之境了:“怀古信悠哉!”清晨朝雨之中,悠然缅怀亘古圣贤,心情该是非常畅快的。
这种发自心灵的对于自然山水的雅爱,同诗人深层意识中积淀的抚剑跨马、建功立业的正统思想发生了冲撞——如果像大鹏那样敛翼不飞,隐居山水之间,“平生仰令图”(《和王著作八公山》)便无从实现,所以,他仍热切地期望能像骏马一样,骧首奋鬣,千里长鸣;但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仕途,致力于建功立业,又可能像黄河中的游鱼去跳龙门一样,一旦跳不过去,便有曝鳃枯身之祸。仕途险厄,人生多艰。
诗人深感不可能既从容官场,又优游山林,“动”——出仕与“息”——退隐二者不可得兼,仿佛步行到人生的岔道口上,徘徊良久,举步不定。“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战胜者”用的是《淮南子》的典故:子夏“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悦)之,两者心战故臞(瘦),先王之道胜故肥。”“北山莱”语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北山有莱”,莱就是草。诗人表示,将抱着归隐林泉的信念到北山去刈草垦荒,耕地种田了。
一阵晨雨,给诗人带来了清新悦目的感受,但同时,又搅乱了他的心绪。出仕意识与归隐意识在诗人的思想上,始终无法将它们统一起来,“动息无兼遂”,总不可能尽如人意。为了心理的平衡、为了心性的自由,他的诗中,流露出走向归隐的试图。然而,这仅仅是诗人这一次“观朝雨”以后的一种暂时的精神解脱,实际上他并没能就此远身官场,去翦北山之莱。诗人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他始终没有解决“动”(出仕)与“息”(归隐)的矛盾,总是在“歧路多徘徊”。他始终肩载着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艰难地跋涉着人生的路。
若按写景抒情的一般程式,全诗似乎应以“平明振衣坐”领起,才能顺理成章。但那样势必使全诗结构显得平淡无奇,而且由景入情的转折也将显得生硬、突兀。诗人的高超之处正体现在这里。他以“观”为全诗之眼,前六句直接写“观”时客观之景,后八句写“观”后主观之情,“平明振衣坐”二句置于枢纽关键之处,使写景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样,令人读来既觉层峦叠蟑,一波三折,又感到接转巧妙妥贴,气脉流畅,饶有韵味。
这首诗首联写眼前景物。诗人此日登上了金陵凤凰高台,已经看不见凤凰游的盛景了,唯剩脚下的一座空台。台下,浩浩长江汹涌澎湃,入海东流,这联意思实际上相当于李白诗的第二句:“凤去台空江自流。”但由于郭祥正的诗以二句扩展一句的内容,因此他便得以在第二句中缀以“浩浩”、“入海”二词,来壮大长江的气势,使永恒的江山与下面衰歇的人事形成强烈对比。首联的意思并非仅仅如此而已。在古代。凤凰向来被认为是祥瑞的象征,惟太平盛世方始出现。此时,此地已“不见凤凰游”了,当年建都此地、盛极一时的六朝也相继随凤之去而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而唯有高台、大江在作着历史的见证人。
颔联承上,很自然地转入怀古。诗人想起了六朝之中的最末一个王朝——陈的最末一个君王——后主陈叔宝。想当年,那个荒淫奢侈的昏君日日灯红酒绿,沉溺在歌舞、美女之中,纵情作乐。不料笙歌未彻,隋军鼙鼓已动地而来,惊破了“玉树后庭花”之曲,藏于景阳宫井中的后主被搜出,抓到长安,那一批粉黛青蛾也都凄凄惶惶跟着他一起被掳离故国,再无时日重返陈宫翩跹起舞了。唯有当时两军激战而弃下的白骨,依旧满满地掩埋在长江边野草丛中的累累古墓中,令人触目惊心。
颈联先宕开一笔,然后又拉回到追念古昔的思路之上。夕阳西下时,刮起了风,滔滔长江中正行着几条船,风助浪势,不断地催送着那些船向前、向前;西半天上,渐渐下沉的红日也不时随着云朵晃动着,仿佛要被那风摇落下来似的。这种景象,使诗人想到:大自然的力量真是巨大的,那湖水不断地拥来新沙,日久天长,便改换了故洲的结构,如今只能见新洲而不见故洲了。
尾联紧承上联,并以感慨兼讽谕作结。诗人说:真是沧海桑田呀,岂止故洲如此?诗人进而又想到那陈后主于至德二年(584年)营造的结绮阁、临春阁两阁,它们都高数十丈,并数十间,门窗、栏槛之类。都是用檀香作成,又饰以金石、珠翠,如此华关、坚固的建筑,此时却已不在了。与那寻欢作乐的陈后主一样,都无处寻觅了。楼阁的故址处,荒草年年发,清风徐来时,随风飘动,如同在诉说着不尽的愁意。讽谕之意于此已溢于言表,足够发人深省的了。
这首发挥李白诗神韵的怀古伤今七律,作者用敏捷的诗思追念古昔,叙述今朝,用独特的方式抒发吊古讽今的感慨,其蕴意使人回味不尽。
这是秦观写于元丰三年(1080)的一首怀人之作,当时秦观三十二岁,孔子有云:“三十而立。”而他此时还未能登得进士第,更未能谋得一官半职。在这种处境下,忆想起以往与佳人欢娱的美好时光,展望着今后的路程,使他不能不感怀身世而有所慨叹。从艺术上看,整首词缠绵悱恻,柔婉含蓄,融情于景,抒发了对某位佳人的深深追念,鲜明地体现了秦观婉约词情韵兼胜的风格特征。 “八六子”是词牌,始见于《尊前集》中所收的杜牧之作。分上下两片,上片三处平韵,下片五处平韵,共八十八字。通常以秦观的此作为定格。
此词写作者与他曾经爱恋的一位歌女之间的离别相思之情。全词由情切入,突兀而起,其间绘景叙事,或回溯别前之欢,或追忆离后之苦,或感叹现实之悲,委婉曲折,道尽心中一个“恨”字。
宋神宗元丰年间,秦观在扬州意外地遇上一位多情的女子。一帘幽梦,十里柔情,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归来途中,独倚危亭,回头一望,芳草连天,好似无边的离恨。以芳草喻愁,是诗词常用的手法,这里秦观却用“刬尽还生”四字把它强化到极点,因此前人称之为“神来之笔”。恋人分别了。往日的欢娱,变成了流水;断了的琴弦,何时能续上?面对片片飞花、蒙蒙残雨,他几乎失魂落魄。正在此时,恼人的黄鹂又在耳边叫了起来。打起黄鹂儿,莫教枝上啼。他的心真是烦极了!
首先,秦观词最大的特色是“专主情致”。抒情性原本就是词长于诗的特点,秦观则将词的这一特长加以光大,在这首词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词的上片临亭远眺,回忆与佳人分手,以情直入,点出词眼在于一个“恨”字。以“芳草”隐喻离恨,又是眼前的景物。忆及“柳外”“水边”分手之时词人以“怆然暗惊”抒发感受,落到现实,无限凄楚。而词的下片则设情境写“恨”。用“怎奈”、“那堪”、“黄鹂又啼数声”等词句进一步把与佳人分手之后的离愁别绪与仕途不顺,有才得不到施展的身世之“恨”,融于一处,并使之具体化、形象化,达到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境界。
其次,这首词的意境蕴藉含蓄,情致悠长,耐人寻味。秦观善于通过凄迷、朦胧的意境来传达自己伤感、迷惘的意绪。在这首词中,上片以“萋萋刬尽还生”的芳草写离恨,使人感到词人的离别之恨就象原上之草,春风吹又生,生生不灭。为何如此呢?词的下片创设了三个情境告诉我们个中之由:“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的欢娱都随流水而去,“素弦声断,翠绡香减”,词人对好景不长、离别在即的无奈溢于言表,此其一;其二是离别之时情境的渲染,“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词人以凄迷之景寓怅惘、伤感之情,意蕴十分丰富,是极妙的景语。其三,结尾二句,以景结情,急转直下,声情并茂,“销凝之时,黄鹂又啼数声”,一“又”字,既与起笔“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遥相呼应,又再次突出了前面所述的二种情境,真可谓意蕴境中,韵逸言外,凄楚伤感之思自在其中,会心的读者一看即知。秦观就是这样善于用画面说话,举重若轻,寄凝重之思于轻灵的笔触之中,如游龙飞空,似春风拂柳。
下片“无端”三句,再进一步追忆当时欢聚之乐。“无端”是不知何故之意,言老天好没来由,赐予她一份娉婷之姿,致使作者为之神魂颠倒。“夜月”二句叙写欢聚情况,借用杜牧诗句“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知。”《赠别》含蓄出之无浅露之病。“怎奈向”三句(“怎奈向”义同“奈何”)叹惋好景不常,倏又离散。“素弦声断,翠绡香减”,仍是用形象写别离,有幽美凄清之致。“那堪”二句,忽又写眼前景物,以景融情。
“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是凄迷之景,怀人的深切愁闷中,观此景更增惆怅,故用“那堪”二字领起。结尾“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又是融情入景,有悠然不尽之意。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三云:“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予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但记其末句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公盖效之,似差不及也。”洪迈指出秦观词此二句是从杜牧词中脱化出来。
此词语言上好用对句,如“柳外水边”、“夜月春风”、“素琴翠绡”、“飞花残雨”皆是,尤以“夜月”和“飞花”两联为佳,不仅语言工丽,而且各具意境。全词情景交融,景语情语难分,可谓感人至深,独具匠心。
最后,这首词的语言清新自然,情辞相称,精工而无斧凿之痕。前人曾这样评论:“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秦观的词能有如此高超的语言成就:一方面,他工于炼字。这首词中“飞花弄晚,残雨笼晴”这二句是互文的,意思是飞花残雨在逗弄晚晴。这里的一“弄”一“笼”,既音韵和谐,又能使人产生无限的想象,细细品味,会感到十分贴切生动。另一方面,由于秦观长于化用古人诗句入词,使之为己所用,更加富于表现力,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倚危亭”三句周济称为“神来之笔”,实则从李后主《清平乐》词“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脱化而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则暗用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洪迈《容斋随笔》认为词的结尾两句是模仿杜牧同一词牌的结尾“正消魂,梧桐又有移翠阴”,不论模仿是否属实,秦观这两句的妙处远胜过杜牧的此句却是不争的事实。可见,秦观继承前人语言是有创造性的,惟有创造方能显其生命力。
“多情自古伤离别”,接天的芳草是铲不完、除不尽的离恨,恨的是那一帘幽梦早已随风飘散,那一段柔情早已成东流逝水,写词的人也早已远离我们,但是,他那柔婉含蓄、情韵兼胜的词风,以及以此写成的名篇佳句则长留人间,永远使我们回味。
这首词作于建中靖国年间,其时词人与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心中充满对爱情的热情挚着。全篇截取了作者新婚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她放纵恣肆的独特个性。
上片主旨是买花。宋朝都市常有卖花担子,一肩春色,串街走巷,把盎然生趣送进千家万户。似乎小丫环入报以后,女主人李清照随即作了吩咐,买下一枝最满意的鲜花。整个上片便是截取了买花过程中最后一个画面,所写的便是女主人公手执鲜花,满怀深情地进行欣赏。“春欲放”三字,表达了她对花儿的由衷喜爱,其中“春”字用得特别好,既可以指春色、春光、春意和春天,也可以借指花儿本身。“春” 字境大,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联想。下面“泪染轻匀”二句,写花的容态。着一“泪”字,就把花拟人化了,再缀以“轻匀”二字,便显花娇而不艳,其中似乎渗透着女主人对它的同情与爱抚。前一句为虚,出自词人的想象;后一句属实,摹写了花上的露珠。“犹带彤霞晓露痕”,花朵上披着彤红的朝霞,带着晶莹的露珠,不仅显出了花之色彩新鲜,而且点明时间是清晨,整个背景写得清新绚丽,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新婚的欢乐与甜蜜。
下片主旨写戴花。首先,作者从自己一方说起,侧重于内心刻画萋。“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活活画出一位新嫁娘自矜、好胜甚至带有几分嫉忌的心理。她青年妇女中,本已感到美貌超群,但同“犹带彤霞晓露痕”的鲜花相比,似乎还不够娇美,因此怀疑新郎是否爱她。这里表面上是说郎猜疑,实际上是她揣度郎心,曲笔表达,轻灵有致。同上片相比,前面是以花拟人,这里是以人比花,角度虽不同,但所描写的焦点都是新娘自己。接着二句,是从人物的思想写到人物的行动。为了争取新郎的欢爱,她就把花儿簪鬓发上,让新郎看看哪一个更美。然却终未说出谁强,含蓄蕴藉,留有余味。“云髻斜簪”,丰神如画。这里李清照,写出了一点闺房的乐趣。
全篇通过买花、赏花、戴花、比花,生动地表现了年轻词人天真、爱美情和好胜的脾性。可谓达到了“乐而不淫”的艺术境界,全词语言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首独特的闺情词。
此诗一开始就气度不凡。首联以北斗星高挂宫城边,巍峨的终南山都倚立在蓬莱三殿之前来映衬皇宫的宏伟高峻。这是借北斗、南山来歌颂长安城的壮观。“北斗挂城”还有一层隐意。据《三辅黄图》卷一记载,汉高祖修长安城,“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隋唐长安城虽然对秦汉都城的设计作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但是使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重相依,由北向南同用一道北城垣这一点并没有变。这样就突出了皇帝所居之处,宫城象征北极星周围的紫薇垣,皇城则象征着地平线上以北极星为圆心的天象,而郭城则象征着周天之内。这种以群星环拱北极星的设计思想,是皇权和专制思想在建筑学上的形象反映。所以,作者说“北斗挂城边”不仅是一个夸张性的描写,而且也是对长安城形制的一个象征性说明。
中间两联接着说,皇宫高耸,穿破云层,整个终南山中都缭绕着祥云瑞烟。颔联正面写终南山的宫观殿宇高入云表的壮观。颈联以终南山瑞云缭绕,和朝廷的兴旺之气相标,进一步以终南山景物来加以歌颂。
尾联直接颂扬皇帝寿比南山,治国有如尧舜。有了前面的描写,最后的称颂赞美就水到渠成。这一联连用两个典故,但从文意上看都很贴切,没有生硬拉扯的感觉。
诗人以北斗、南山、金阙、玉堂写宫殿的高峻雄伟、金玉满堂,以终南山的瑞气、祥云,如在仙境,形容皇宫有如天上宫阙,最后祝圣上寿比南山,愿永受圣王统治。诗人的这种赞颂,在战乱频仍、祸患不绝、人命危浅的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很善良的愿望。而作者所生活的唐代前期,国力强大,声威远播,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理想。但是,这种颂歌自古迄今几被所有的文人唱过,已成为陈套陋习,近于套话、门面话,凝定为一个迄今仍被沿用的歌颂模式,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杜审言写出这样虽富丽堂皇而无真挚个性的作品,实是功力和才情的一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