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注释
于濆生活在社会下层，对于当时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实有深刻的体会，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强烈的对比手法对这一主题进行集中的反映。在他存世不多的诗篇中，大部分都触及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苦辛吟》即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九十九。下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助理、古籍室主任林东海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下层人民的饥寒，后四句表现上层社会的糜费；两相对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全诗用的是对比手法，不仅前半首和后半首将下层与上层情况作了鲜明的一般性对照，而且前半首与后半首又分别用了不同的特殊对比手法，具体表现下层和上层的情况：前半首用的是“推理对比”，后半首用的是“转化对比”。
前四句说：在田地里扶犁耕种的男儿，理应有饭吃，吃得饱，但是实际上却挨饿；在窗牖下投梭织布的妇女，理应有衣穿，穿得暖，但是实际上却在受冻。情理本应如此，而实际却正相反，情理与实际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情理并非直接表现出来的，只写出条件，由读者推理，然后与实际情形对照，可称之为“推理对比”。这种对比，读者会对不合理现象发出“岂有此理”的感叹，既能以理服人，又能以情动人，颇有艺术效果。
推理对比，早就有此传统。《淮南子·说林训》说：“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者缺盆，匠者狭庐，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这里就包含了推理对比。这手法在诗歌中普遍运用，如孟郊《织妇辞》“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杜荀鹤《蚕妇》“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都是表现用者不肯为，为者不得用。宋张俞《蚕妇》云：“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诗历来脍炙人口。它之所以能如此耐人寻味，也正在于采用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推理对比手法。表现生活中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不合理现象，多用此法。《苦辛吟》就用此法表现了食、衣两方面的不合理情况。
后四句说：我希望燕地赵地的美女，都变成面目丑陋而德行贤惠的嫫母；那么，她们的笑，就不可能再那样值钱，也就再不至于有一笑千金的挥霍现象了。这样于国于家都有利，都会好起来。古时传说燕、赵（在今河北省）出美人，这里以美人之锦衣玉食，一笑千金，典型地表现出上层生活的糜费；诗人对此现象十分不满，因而浪漫地提出这样的假设：但愿有朝一日，燕、赵所出美人，转化为黄帝的妃子嫫母：貌美转化为貌丑，无德转化为有德，笑值千金转化为笑不值钱。到那个时候，社会上富者穷奢极侈、贫者衣食无着的现象，也许可望有所改变吧。诗人驰骋想象，从现实的境界转化为理想的境界。巧妙地用两种境界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手法可称之为“转化对比”。诗人有意通过浪漫的想象来构成这种转化对比，借以批判上层社会的腐败。
转化对比也是传统的对比手法，“沧海桑田”是自然界的转化对比，通常被用来说明古今人事转化的对比；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则是直接表现古今人事的转化：“吴宫花草”变为“幽径”，“晋代衣冠”成了“古丘”，这也是一种转化对比。此诗通过想象中的转化，来构成转化对比，在艺术效果上同样能使所表现的形象鲜明而又突出，能使所抒发的感情宛转而又强烈，富有艺术感染力。
诗人重游小时居住地，恍然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诗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千头万绪，欲言还止，而诗人只撷取河边杨柳意象来传情达意。
这是一首咏物诗，所咏之物是“汾上柳”，所抒之情是重返旧地的欢快喜。柳树本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植物，而诗中以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柳树以动人的情感。诗的语言很平常，如说白话，可是一个“归”字写出了诗人对旧居的怀恋，故地重访，就像当年回家一样，自然而然，信步走来，写出对环境的熟悉和亲切感。旧地的一切，都像自家人一样朴实真切，亲在骨子里。就连汾河边的柳树，微风拂来，依依流连，像是对作者打招呼，亲昵可爱。
诗的后两句比拟手法新颖、别致。特别是“也依依”三个字，不仅写出了柳树的娇娜可爱，而且把柳树对作者的不舍之情、留恋之意，生动地表达出来。而这种动人的话态，是作者重到“此地”，即题中“平阳郡”的心境的具体写照，是“宛似归”的形象描绘。这种物与情、情与境交织在一起的描写。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使所咏之物栩栩如生，使所抒之情历历可睹。而且不正面说自己见到河边柳树生起依依之情，却说柳对人依依，对面下笔，赋予柳以人格和情感，便使诗中平添一种感情交流的温馨之情，艺术效果高超。
诗人撷取河边杨柳意象来传情达意。自古即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古诗中亦屡见不鲜，诗人能化陈出新，意巧语奇。诗中即浓缩了诗人哽咽难述的追怀，记载着诗人当初与旧邻长亭送别、依依不舍的动人画面，也凝聚着诗人对故地的深厚感情。言短而意长，语浅而情深，杨柳依依之貌形象生动，俏如丽人，直有画面效果。
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门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门”，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门”，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门”，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
懊恼曲，亦作《懊侬曲》、《懊恼歌》。据《古今乐录》云：“《懊恼歌》者，晋石崇为绿珠所作。”《懊恼曲》即其变曲。《南齐书·王敬则传》：“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前四句借反面例子发端，含有明显的怨情。其后四句情绪发生转折，表达了女主人公仍相信人间有至死不渝的爱情。后八句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凄惨的爱情故事证明人间确有至死不渝的爱情，而这正是女主人公所希望得到的。诗的最后四句写的沉郁感人，悠悠的楚水映衬千年的野土，拉开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给后人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神驰古人爱情故事的同时又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怀恋之情。由满平野的“恨紫愁红”则可见同情焦仲卿和刘氏的人、物极多，甚至连泥瓦匠都不忍化作尘土的这对伉俪分开，就是烧瓦也要让他们成双成对，永不分离。最后二句写的颇有新意，在沉郁中又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三秋庭绿尽迎霜，惟有荷花守红死。”这一联运用象征隐喻手法，借物写人。九月深秋时节，庭院葱绿的草木无不迎霜变色；惟有水上荷花，虽也叶枯蕊蔫，粉英凋零，却至死犹不改其红。诗句中一贬一褒，感情强烈；一绿一红，色彩对比鲜明，可谓瑰丽奇崛，凄艳动人。“守红死”的荷花，被诗人赋予了带有悲剧美的崇高人格，她同那些迎霜变色的绿草相对照，更显得坚贞不渝，光彩照人。以荷花至死犹红的意象喻指历代那些美丽多情，气节凛然的妇女，是诗人的独创。
此诗主题在于忧谗忧谤，同时揭露了谗言惑国的卑鄙行径。作者应是饱受谗言之苦，全诗写得情感异常激愤，通篇直抒胸臆，毫无遮拦。起调便是令人痛彻心肺的呼喊：“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随即又是苍白而带有绝望的申辩：“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幠，予慎无辜！”情急愤急之下，作者竟无法用实情加以洗刷，只是面对苍天，反覆地空喊，这正是蒙受奇冤而又无处伸雪者的典型表现。
二、三两章，情感稍缓，作者痛定思痛后对谗言所起，乱之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揭露。在作者看来，进谗者固然可怕、可恶，但谗言乱政的根源不在进谗者而在信谗者，因为谗言总要通过信谗者起作用。谗言如同鸦片，人人皆知其毒性，但它又总能给人带来眼前的虚幻的快感。因此，如果不防患于未然，一旦沾染，便渐渐使人产生依赖感，最终为其所害，到时悔之晚矣。作者在第四章中的描述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天子的独特处境、地位使其天生地缺乏这种免疫力。故与其说刺小人，毋宁说在刺君子。可谓深刻至极。此二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将“君子信谗”的过程及结局解剖得丝丝入扣，筋骨毕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是送给后世当政者的一付清醒剂。盖因听谗者比之进谗者责任更大，故先刺之。可见愤激的情感并未使作者丧失理智。
四、五两章，形同漫画，又活画出进谗者阴险、虚伪的丑陋面目。他们总是为一己之利，而置社稷、民众于不顾，处心积虑，暗使阴谋，欲置贤良之士于死地而后快。但险恶的内心表现出来的却是花言巧语、卑琐温顺，在天子面前，或“蛇蛇硕言”，或“巧言如簧”。作者的描绘入木三分，揭下了进谗者那张赖以立身的画皮，令人有“颜之厚矣”终不敌笔锋之利矣的快感。
末章具体指明进谗者为何人。因指刺对象的明晰而使诗人的情感再次走向剧烈，以至于按捺不住，直咒其“既微且尰”，可见作者对进谗者的恨之入骨。那“居河之麋”的交待，使读者极易联想起躲在水边“含沙射影”的鬼蜮。然而，无论小人如何猖獗，就如上章所言“跃跃毚兔”，最终会“遇犬获之”。因为小人的鼠目寸光，使他们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进谗者的丑恶，也清醒地看到了进谗者的可耻下场。
此诗虽是从个人遭谗人手，但并未落入狭窄的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上升到谗言误国、谗言惑政的高度加以批判，因此，不仅感情充沛，而且带有了普遍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正是此诗能引起后人共鸣的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