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离开京师向东行,河水里卷着浊泥,道路上飞起黄尘,高坡田野苍莽暗淡,使行路的人感到疲倦。走了八百里,才来到灵璧。张氏的园亭位于汴水的北面。从外面就可以看到茂密的长厌,粗大荫郁的乔木,园中借汴水的支流,建成池塘;又凿取山上的怪石,堆成假山。园中的蒲草芦苇莲花菱角,让人联想起江湖的秀美;青桐翠柏,让人感觉到山林的清爽;奇花异草,让人回忆起京、洛的繁华;高堂大厦,有吴蜀之地建筑的精巧。园中深广可以隐居,出产丰饶可以养家。瓜果蔬菜可以馈赠邻里,鱼鳖新笋可以招待来自远方的宾客。我从徐州改知湖州,由商丘乘船,三天后到达张氏园亭。我坐着小轿来到他家门前,见到了张氏的儿子张硕。张硕请我写一篇文章为记。
张家世世代代都有显达的人,从他伯父殿中君和他父亲通判府君那一代,开始在灵壁县定居,建造了这个园子,在池边修建了一座亭台奉养双亲。后来他们到朝中做官,在当时很有名望。用剩馀的资财,不断地增修扩建,到现在五十多年了。园子里的树木都已长成十围之粗,浓荫遮蔽了河岸。园中的各种景物,没有一样不令人赏心悦目,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花了许多力气和时间。
古代的君子,不是非要做官,也不必一定不做官。非要做官就容易忘掉自我,一定不做官就容易忘掉国君。就像饮食一样,自己感到适意就行了。然而士子很难做到合于古人所说的君臣节义。居于乡野的人安于现状不愿外出做官,外出做官的人为利益所牵而不愿退出。于是他们就有了违拗亲情自命高洁或贪图利禄苟且偷安的弊病,因而受到人们的讥讽。如今张氏的先人,为子孙后代考虑得长远而周到。所以把建筑居室种植园林的地址选择在汴水、泗水之间,此地是舟船车马官员来往的要冲。凡衣食之需,饮宴游览之乐,不必刻意追求就能满足。让他们的子孙迈出家门出去做官,朝堂不过几步之遥;闭上院门回家隐居,就可以坐卧于山林之内。对于贻养性情,推行仁义保持志节,无一不非常适合。因此他们的子孙凡出仕的人都获得了循良的名声,凡在家不仕的人都保持了高洁谦退的德行。这都是他们先人的遗风。
我在徐州做了两年知州,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不忍心离去,而徐州的父老也并不厌弃我,我打算在泗水滨买地归老。往南可以望见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头裹幅巾手拄厌杖,时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与他们的子孙交游,我相信这一天已为时不远了。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注释
灵壁:即今安徽灵璧县。
张氏园:为宋仁宗时殿中丞张次立的庄园。
道京师而东:取道京城开封向东走。
水浮:指行船。
浊流:指黄河。
黄尘:黄色尘土,指毗邻黄河、黄土广布的开封一带。
陂:池。
汴:汴河,流经灵壁,今已淤塞。
阳:水的北面。
森然:草木繁密的样子。
蓊然:茂盛的样子。
余浸:此指汴河淤涸后留下的水坑。浸:湖泽。
岩阜:岩石堆成的山。阜:土山。
蒲:又名“香蒲”,水生植物名。
芡:植物名,多年生水生草本,常浮于水面。
椅:木名,即山桐子。
桧:植物名,亦称“圆柏”、“桧柏”,柏科,常绿乔木,高可达二十米。
京洛:洛阳的别称。因东周、东汉均建都于此,故名。
茹:蔬菜的总称。
彭城:今江苏徐州。
吴兴:今浙江吴兴。
宋:指彭城,春秋战国时属宋国地,故称。
肩舆:轿子,在这里用作状语,乘着轿子。
维:语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
显人:显达有地位的人。
殿中:殿中监,官职名。
先人:指张硕之父。
通判:官名,宋代州府副行政长官。
府君:汉魏以来对人的敬称。
兰:兰草。
皋:沼泽。
十围:指树木粗大。围:计量圆同的约略单位,指两臂合抱的长度。
狃:贪。
违亲:违背父母。
绝俗:指遗弃世事。
怀禄:留恋爵位。
艺:植。
泗:泗河,也称泗水,发源于今山东泅水县东蒙山南麓。此指其支流。
舟车冠盖之冲:水陆交通及官吏往来(出入京师)之要道。冠盖:官吏的服饰和车乘,借指官吏。
燕游:宴饮游乐。
跬步:半步,跨一步,极言路近,方便。《苟子·劝学》:“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市朝:指众人会集之处。
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吏。
良能:贤良而多才。
节士:有节操之人。
廉退:廉洁谦退。
莫余厌:即莫厌余,没有人厌烦我。莫:无、没有,客气之言。
幅巾杖屦:均作动词,谓戴上幅巾,拄上手杖,穿好鞋子,即作好外出访友的准备。幅巾:古代男子用绢一幅束头发,是一种表示儒雅的装束。屦:麻、葛等制成的单鞋。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作者从彭城移守吴兴,乘船沿水路向南稍偏东的方向走了三天路程,就到达张氏园亭,见到张氏的儿子张硕。张硕请他为自家的园亭写一篇记,作者欣然应允,于二十七日写成这篇《灵壁张氏园亭记》。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此诗当是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春所作,讽刺杨国忠兄妹骄奢淫逸。首二句提纲,“态浓”一段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就中”二句点出主角,“紫驼”一段写宴乐之奢侈,“后来”一段写杨国忠的气焰和无耻。整首诗不空发议论,只是尽情揭露事实,语极铺张,而讽意自见,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杜诗详注》云:“此诗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本写秦、虢冶容,乃概言丽人以隐括之,此诗家含蓄得体处”。《读杜心解》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概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全诗通过描写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腐朽作威作福的丑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现实。诗分三段,先泛写游春仕女的体态之美和服饰之盛,引出主角杨氏姐妹的娇艳姿色。次写宴饮的豪华及所得的宠幸。最后写杨国忠的骄横。全诗场面宏大,鲜艳富丽,笔调细腻生动,同时又含蓄不露,诗中无一断语处,却能使人品出言外之意。
语极铺排,富丽华美中蕴含清刚之气。虽然不见讽刺的语言,但在维妙维肖的描摹中,隐含犀利的匕首,讥讽入木三分。
本诗约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时值杨国忠任右相不久。诗作对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和狂妄嚣张的气焰进行了有力鞭挞,也从侧面揭露出当时君王昏庸、朝廷腐败的社会现实。诗开篇即点出时间——三月三日。诗人用细腻的笔法、富丽的词采,描画出一群体态娴雅、姿色优美的丽人。接着又言其服饰之华丽和头饰之精美,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丽人们身份的高贵。“就中云幕椒房亲”等十句,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丽人中的虢、秦、韩三夫人。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杨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每逢出门游玩,她们各家自成一队,侍女们穿着颜色统一的衣服,远远看去就像云锦粲霞;车马仆从多得足以堵塞道路,场面甚为壮观。诗人对三位夫人宴饮的奢华场面描写得尤为细腻。她们在云帐里面摆设酒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用色泽鲜艳的铜釜和水晶圆盘盛佳肴美馔,写出了杨氏姐妹生活的豪华奢侈。然而,面对如此名贵的山珍海味,三位夫人却手捏犀牛角做的筷子,迟迟不夹菜,因为这些东西她们早就吃腻了,足见其骄矜之气。可怜了那些手拿鸾刀精切细作的厨师们,真是白忙活了一场。内廷的太监们看到这种情形后,立即策马回宫报信,不一会儿,天子的御厨房就络绎不绝地送来各种山珍海味。六句主要写杨国忠权势煊赫、意气骄恣之态。他旁若无人地来到轩门才下马,大模大样地步入锦毯铺地的帐篷去会虢国夫人。他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在朝中独揽大权,阻塞言路,使朝政变得十分昏暗。“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句,诗人借曲江江边的秀美景色,并巧用北魏胡太后私通大臣杨华的故事以及青鸟传书的典故,揭露了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淫乱的无耻行径。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杨华与己私通,杨华害怕惹祸上身,后来投降梁朝,胡太后为表达对他的思念,特作《杨白花》一词。“青鸟”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是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是西王母的使者。据说,西王母在见到汉武帝之前,先看到青鸟飞集于殿前。后来,“青鸟”被视为男女之间的信使,在这首诗中指的是为杨国忠传递消息的人。
在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终于将主题点出,但依然不直接议论,而是温和地劝说旁人:千万不要走近他们,否则丞相发怒后果就严重了,这样的结尾可谓绵里藏针,看似含蓄,实则尖锐,讽刺幽默而又辛辣。
这是作者追忆亡母的一篇记叙文。全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篇首到“以二子肖母也”,叙母亲生卒年月、致病原因及去世当时的情境。作者母亲生于明弘治元年,死于正德八年,算来仅得年二十六岁,那是非常年轻,还未能充分享受人生的年龄。一可伤也。她十六岁出嫁,七年间生七胎,其中夭折两人。文中用近乎流水账的记叙诉说出母亲生活的沉重和酸辛。虽然这里表情的话仅数句:“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日:‘吾为多子苦!”’然只此数句也够了,因为事实比语言本身更有力。二可伤也。为了免除没完没了的多育之苦,母亲接受了老妪所献的民间避孕偏方,饮尽盛二螺的杯水,不意落下暗哑的后遗症,不过三年便去世了。应当指出,这里作者未直接叙写母亲死前悲苦心情。因为当时他的长姊还不到十岁,他更小一岁,无从记忆,不宜虚构:却记载了失母的孩了们不大省事的情状:“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死在儿女待哺的盛年之际,三可伤也。“伤哉”二字,分量极其沉重。
于此,作者又记下当时事,即家人延请画工描绘遗容,却以作者与火姊共作模特儿 “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这最平常的叙事中包含的深厚微妙的感情,对具有重视亲缘关系的文化传统的读者,至今仍是心有灵犀,不难体会的。“二子肖母”此文无字处有着极复杂的情味,妙在笔墨省净。
第二部分从“孺人讳桂”到“无一字龃龆,乃喜”,也是全文的主要部分。叙述母亲娘家境况门风、母亲的德性及生平事略。叙述外祖家风等于交代母亲德行的根源,乃题中应有之义。周氏是昆山县的一个大家族,聚居在县城东南三十里的吴家桥,从千墩浦往南至桥,沿小港以东一带,便是其居住范围。外祖是国子监监生,又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但崇尚俭朴,与本家关系和睦 “与人妁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后文还补叙了他对子女的慈爱(母亲嫁后“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从这样一个温暖实际的小康之家长成的母亲具有勤劳、俭朴、宽厚、聪慧、识理种种品性,也就不足为怪了。以下便通过具体事略表彰母亲的上述德行。
文中描述母亲回吴家桥娘家,则纺木棉:到县城婆家,则搓麻线。虽然并无盐米短缺之忧,却忙碌得像吃了早饭没晚饭的样子。可见她是勤劳成性的。又说冬天生炉火剩下的炭屑,她也吩咐婢女团起来,一排排晾在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可见其俭朴。尽管拖累很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却“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可见其善于持家。再说她待僮仆的好处,虽不免有责罚,却不忍在背后出恶语怨言。娘家每年送来尝鲜的“鱼蟹饼饵”,大都与家人共享,故“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由此可见母亲的厚道。
最后忆及母亲对作为长子的作者所施的教育:有光七岁时与从兄有嘉入学,遇到雨天,有嘉便不上学了;有光自己也不想上,但母亲却不允许。可见她对子女决不一味溺爱,俨有孟母之风。每每半夜母子睡醒,母亲便“促有光暗诵《孝经》”,倘能熟读到十分流利,“无一字龃龉”,便很高兴。可见母亲教子很严。这部分通过一系列家庭琐事的追忆,凸现了一个能干、慈爱而有见识的母亲的形象。正由于作者是通过亲闻亲见的琐事描写加以反映,所以决无空洞浮夸的感觉,而使人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第三部分从“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叙述母亲死后两家人事变迁,引出沉痛的思念。其中一段叙母亲及外祖母相继亡故后,外家遭遇的不幸。由于一场瘟疫,夺去了舅母、四姨等三十人性命,唯外祖父与二舅幸存下来。这种自然灾祸,与母亲的死似乎无关,又似乎隐约有一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关系。作者只记事实,言下却有无穷感慨。
以下一段则叙母亲死后十一年,有光人学,且与大姊各完婚嫁。作者这里特别说明,大姊的归宿为“孺人所许聘者”,有光所娶也是“孺人所聘者”。盖旧时儿女婚事概由父母之命,这在母亲死前一一已有安排。这种念念不忘的口吻,涵味仍是深厚复杂的。文中写道,“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一些印象较深的往事记忆犹新,但更多的往事却已记不分明,令作者黯然神伤,故末句伤痛之语便觉水到渠成。
文中所表达的既有对母亲特有的短暂、辛苦而不无光华的一生的诚挚的纪念,又有人伦中最普遍最深切的一种感情。即对母爱的歌颂与依恋。作者力求客观叙事,绝去粉饰。尤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尽量地减去了直接的、主观的抒情。该文用第三人称叙事,除“伤哉”、“天乎痛哉”两短语,几乎全篇是不动声色地叙事。然而由于所叙皆作者印象最深、涵味极厚的生活细节,款款叙来,自足动人。如文中记儿女或牵衣或乳抱,母亲却劳作不息,那形象是极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
特别是首尾两部分,最质木无文,却最见功力。最有特色,情性横溢,潜台词极多。文章不仅文字简练,而且富于含蕴。例如写母亲之死,诸儿不知悲痛,仅随人而泣,令人感到双重的可悲。又记画工以遗孤为模特儿画遗容,仅说“二子肖母”,令人反思母亲当时如何撇得下如此小儿女,越觉其以浅语表深哀.催人泪下。作者用了即事寓情的手法,满足于款款叙事,赋予了全文以不动声色而感人至深的特殊风采。
纵观全篇,并没有过多作者强烈而直接的感情抒发,而是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生活细节进行描述,却将自己厚重的感情融于字里行间,融于这些看似简单平凡的事件。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平凡淡然的背后却是隐藏着作者对亡母的深深的怀念与对亡母逝世的沉痛之感以及亡母高尚美好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