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时期所写下的求人援引的诗篇中,要数这一首是最好的了。这类社交性的诗,带有明显的急功求利的企图。常人写来,不是曲意讨好对方,就是有意贬低自己,容易露出阿谀奉承、俯首乞怜的寒酸相。杜甫在这首诗中却能做到不卑不亢,直抒胸臆,吐出长期郁积下来的对封建统治者压制人材的悲愤不平。这是他超出常人之处。
诗人主要运用了对比和顿挫曲折的表现手法,将胸中郁结的情思,抒写得如泣如诉,真切动人。这首诗应该说是体现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最早的一篇。
诗中对比有两种情况,一是以他人和自己对比;一是以自己的今昔对比。先说以他人和自己对比。开端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把诗人强烈的不平之鸣,像江河决口那样突然喷发出来,真有劈空而起,锐不可当之势。在诗人所处的时代,那些纨袴子弟,不学无术,一个个过着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生活;他们精神空虚,本是世上多余的人,偏又不会饿死。而像杜甫那样正直的读书人,却大多空怀壮志,一直挣扎在饿死的边缘,眼看误尽了事业和前程。这两句诗,开门见山,鲜明揭示了全篇的主旨,有力地概括了封建社会贤愚倒置的黑暗现实。
从全诗描述的重点来看,写“纨袴”的“不饿死”,主要是为了对比突出“儒冠”的“多误身”,轻写别人是为了重写自己。所以接下去诗人对韦济坦露胸怀时,便撇开“纨袴”,紧紧抓住自己在追求“儒冠”事业中今昔截然不同的苦乐变化,再一次运用对比,以浓彩重墨抒写了自己少年得意蒙荣、眼下误身受辱的无穷感慨。这第二个对比,诗人足足用了二十四句,真是大起大落,淋漓尽致。从“甫昔少年日”到“再使风俗淳”十二句,是写得意蒙荣。诗人用铺叙追忆的手法,介绍了自己早年出众的才学和远大的抱负。少年杜甫很早就在洛阳一带见过大世面。他博学精深,下笔有神。作赋自认可与扬雄匹敌,咏诗眼看就与曹植相亲。头角乍露,就博得当代文坛领袖李邕、诗人王翰的赏识。凭着这样卓越挺秀的才华,他天真地认为求个功名,登上仕途,还不是易如反掌。到那时就可实现梦寐以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了。诗人信笔写来,高视阔步,意气风发,大有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气概。写这一些,当然也是为了让韦济了解自己的为人,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突出自己眼下的误身受辱。从“此意竟萧条”到“蹭蹬无纵鳞”,又用十二句写误身受辱,与前面的十二句形成强烈的对比。现实是残酷的,“要路津”早已被“纨袴”占尽,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矛盾无情地嘲弄着诗人。诗中写了诗人在繁华京城的旅客生涯:多少年来,诗人经常骑着一条瘦驴,奔波颠踬在闹市的大街小巷。早上敲打豪富人家的大门,受尽纨袴子弟的白眼;晚上尾随着贵人肥马扬起的尘土郁郁归来。成年累月就在权贵们的残杯冷炙中讨生活。不久前诗人又参加了朝廷主持的一次特试,谁料这场考试竟是奸相李林甫策划的一个忌才的大骗局,在“野无遗贤”的遁辞下,诗人和其他应试的士子全都落选了。这对诗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像刚飞向蓝天的大鹏又垂下了双翅,也像遨游于远洋的鲸鲵一下子又失去了自由。诗人的误身受辱、痛苦不幸也就达到了顶点。
这一大段的对比描写,迤逦展开,犹如一个人步步登高,开始确是满目春光,心花怒放,那曾想会从顶峰失足,如高山坠石,一落千丈,从而使后半篇完全笼罩在一片悲愤怅惘的氛围中。诗人越是把自己的少年得意写得红火热闹,越能衬托出眼前儒冠误身的悲凉凄惨,这大概是诗人要着力运用对比的苦心所在。
从“甚愧丈人厚”到诗的终篇,写诗人对韦济的感激、期望落空、决心离去而又恋恋不舍的矛盾复杂心情。这样丰富错杂的思想内容,必然要求诗人另外采用顿挫曲折的笔法来表现,才能收到“其入人也深”的艺术效果。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诗人再也不能忍受像孔子学生原宪那样的贫困了。他为韦济当上了尚书左丞而暗自高兴,就像汉代贡禹听到好友王吉升了官而弹冠相庆。诗人十分希望韦济能对自己有更实际的帮助,但现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希望是不可能实现了。诗人只能强制自己不要那样愤愤不平,快要离去了却仍不免在那里顾瞻俳徊。辞阙远游,退隐江海之上,这在诗人是不甘心的,也是不得已的。他对自己曾寄以希望的帝京,对曾有“一饭之恩”的韦济,是那样恋恋不舍,难以忘怀。但是,又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毅然引退,像白鸥那样飘飘远逝在万里波涛之间。这一段,诗人写自己由盼转愤、欲去不忍、一步三回头的矛盾心理,真是曲折尽情,丝丝入扣,和前面动人的对比相结合,充分体现出杜诗“思深意曲,极鸣悲慨”(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艺术特色。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从结构安排上看,这个结尾是从百转千回中逼出来的,宛若奇峰突起,末势愈壮。它将诗人高洁的情操、宽广的胸怀、刚强的性格,表现得辞气喷薄,跃然纸上。正如浦起龙指出的“一结高绝”(见《读杜心解》)。董养性也说:“篇中……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踬之中,英锋俊彩,未尝少挫也。”(转引自仇兆鳌《杜诗详注》)吟咏这样的曲终高奏,诗人青年时期的英气豪情,会重新在读者心头激荡。诗人经受着尘世的磨炼,没有向封建社会严酷的不合理现实屈服,显示出一种碧海展翅的冲击力,从而把全诗的思想性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诗通篇直抒胸臆,语句颇多排比,语意纵横转折,感愤悲壮之气溢于字里行间。全诗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对比和顿挫曲折的笔法,而且语言质朴中见锤炼,含蕴深广。如“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道尽了世态炎凉和诗人精神上的创伤。一个“潜”字,表现悲辛的无所不在,可谓悲沁骨髓,比用一个寻常的“是”或“有”字,就精细生动得多倍。句式上的特点是骈散结合,以散为主,因此既有整齐对衬之美,又有纵横飞动之妙。所以这一切,都足证诗人功力的深厚,也预示着诗人更趋成熟的长篇巨制,随着时代的剧变和生活的充实,必将辉耀于中古的诗坛。
这两首诗抒写诗人对美好春光的爱惜之情,表达了作者因年老求仙不得而产生的孤独之意。
第一首诗前四句写作者对春天美景的爱惜,也抒发作者对生命的感慨。东风吹来美好之气遍于天地之间,树木在春光中欣欣向荣。灿烂的阳光照耀得芳草遍地生绿。但到了暮春之时,花朵散落飞扬,因此感叹自然规律的不可转移。后六句从日暮时孤云众鸟各有所归,想到自然中的万物皆有所托,而自己却漂泊无依。因此举杯对着石上之月,邀之共饮,以达长醉歌春日之芳菲。情调既是感伤,也是豁达。
第二首诗开头说自己原有隐居之意,想象自己对着一壶酒,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接着具体描绘隐居的生活图景:“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这几句满含出世之意,甚似王维的诗境。最后笔锋一转,发出时光易逝、生命苦短的感叹,隐含了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的悲情。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