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王维晚年诗作中十分值得玩味的一篇。诗用愤慨之语对友人进行劝解,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表现了王维欲用世而未能的愤激之情。全诗风格清健,托比深婉,前后既错综成文,又一气贯注,构思布局缜密精妙。
第一句“酌酒与君君自宽”,“君”字重复强调,这是障眼法;骨子里其实是胸中郁积愤懑,需与挚友一起借酒浇化。所谓“宽”者,宽人也即宽己,正是因为无法排遣。故次句“人情翻覆似波澜”,一曰翻覆,二曰波澜,足见心中愤激之情。
三四句紧承“人情翻覆”,照应止水波澜的外部刺激,强调矛盾两端,铺叙反目成仇,人心无常。白首相知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相知成仇,先达不用,说尽了世态炎凉,当是实有所指。前四句关键在“笑”字。弹冠”本为援手荐引乃同契之义,此处则反用其意,一旦“先达”即笑侮后来弹冠(出仕)者,轻薄排挤,乃至下井落石,此为淋漓之戟骂。金圣叹以为“自是千古至今绝妙地狱变相”,诚为得言。
从内容上说,五六两句是即景即情,从户内至室外,为酌酒时举目所见,由世态炎凉,人情翻覆展示天地无私,万物亲仁,豁然呈现一新境界。被王国维先生誉为“摄春草之魂”的“细雨湿流光”,诗人用以描写映窗草色;禅宗关于“心动”“物动”的著名偈语,诗人借以描绘照眼花枝,即使单纯作“景语”看,也属上乘。而其蕴涵则在“全经”,“欲动”,由彰显至深密,从象外到象内,大千世界,无所不容;仅观人间之蝇营狗苟,于义愤之外,恍然顿悟。从章法上说,律诗中间两联要求虚实相生,三四句实写,五六句则应当化实为虚,措辞表意不可复犯,方能体现“神韵”“气象”之妙。从道家思想上说,佛家主“虚静”,尚“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五六句似还参合“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势利”“凉薄”恰成对照。
末两句“世事浮云”与“高卧加餐”由禅意而来。“何足问”有不屑一顾的鄙薄之意,所指实有其人其事,承三四句,“高卧”承五六句,超凡脱俗。前后既错综成文,又一气贯注,构思布局缜密精妙。
亦显亦隐、半儒半释的人生经历与处世态度,给王维造成巨大的心理矛盾,犹如碧潭止水,宜清心静观;但仰望高谷急湍,依旧凛然飞动,怵目惊心。王维全部诗作均可作如是观,通过《酌酒与裴迪》一诗即可透视此种矛盾心态。
“荆蛮”四句写诗人久客荆州的苦闷和日暮乘船泛江时所引起的思乡之情。起句自问,喷射出强烈的感情,直抒久留荆州的怨愤。为销愁乘船泛江散心,不想销愁愁更愁。江上日落余辉,并船逆流而上,引起诗人思乡怀归的无限忧愁。“愁”字虚笼全篇,诗篇始终处于这悲愁的氛围之中。
“山冈”以下八句写日暮时的自然景色,抒发诗人思归的凄苦之情。诗人摄下了落日西沉时大自然姿态的倏忽变化:山脊之上犹存夕阳余辉,山谷本来就很阴暗,天将晚则更显得阴暗幽深。起两句写了山色秀拔,给人以清新之感;又因日将西落,山谷愈暗,造成了一种凄清气氛。“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这两句取《楚辞·哀郢》“鸟飞还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之意。日暮时刻,狐狸归穴,鸟下窠巢。狐狸和飞鸟尚且思归自己的穴巢,何况于人。“流波激情响,猴猿临岸吟。”湍急的江流声浪激越,山上的猴猿在岸边凄厉嘶叫,气氛越发凄凉。“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迅疾的江风吹动着衣袖,阴凉的露水沾湿衣裳。诗句点明秋季。秋风萧瑟迅猛,白露阴寒湿衣,气氛更为阴冷。以上八句诗人用寒秋日暮、荒江的寂寞、凄凉的景色,来映衬自己内心思乡念归的悲凄。情动于中而发于景,景见真情而感人。对仗优美,音韵和谐,节奏感强烈,读来十分流畅。这样的例子古诗里固然少见,在建安诗里也是极少的。它已经突破了汉诗古朴浑厚的风格,下开两晋南朝风气了。
“独夜”以下六句,由写景转入集中抒情,写诗人夜不能眠忧思难忍的情状。“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羁旅之客难以返归,愁思不绝,夜不能眠。由“不能寐”而“摄衣起抚琴”,暗示着一种烦忧的过程。接下两句,诗人以拟人手法赋物以人的情感,借以衬托、强化思归感伤之情。琴也通晓人的心情,为诗人的不幸而哀鸣。这“悲音”体现了诗人无处寄托又无从宣泄的哀愁。通过物之情表现人之情,这是传统诗歌中常用而又精巧的描写手法。最后两句悲愤低沉,哀怨不绝。寄居他乡永无尽头,沉重忧伤难以承担。这悲愤的结句同扣篇首诗句,哀怨之情直露,毫不掩饰愁思深重的离人形象,令人黯然神伤。
王粲久留荆州,不得舒展大志,此时此地,他忧多、愁多、愤懑多。这首诗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情,也是诗人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个人抱负无从施展的忧愤心情的流泻。诗中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增添了抒写思归之情的浓郁效果。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