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词意象凄凉,蓄蕴悲惋,喟叹逝者如斯,感伤时运无奈。就思想意义来说,格调一般,但其表现手法,却不乏令人称道之处。
上片以“柳絮”起调,便使词趣带上了几许忧伤,因为杨柳飞絮之时,春已阑珊,而柳絮又从来是优伤的载体。故尔一见“柳絮” ,便意味着春光将逝,便自然生悲生愁。而“年年三月暮”更使“柳絮”带来的忧伤增添了许多。“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则使忧伤形象化、具体化。“十里湖边”路上的美景由于柳絮飘飞而绿肥红瘦,美景不复在眼里,其怅恨之情溢于词表,妥帖而形象。但说柳絮“无落处”却分明有悖于事实。众所周知,柳絮落地为土,遇雨为泥。苏东坡还相信“杨花(即柳絮)落水为浮萍”(见《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原注)之说。关于“无落处”,词人不顾事实,硬是说柳絮“无落处”,分明是寄托自已飘蓬无定的悲惋的。既然柳絮“无落处”,它并不能飘到哪里去,只能随着风低低地飘去。这一笔使柳絮不仅不能直上青云,而且也不能再“万转千回”,只能是“低低去”了。是柳絮恋人,还是人恋柳絮。这倒无须穷究,但这意象中所融进的衰颓和沉落却是不难体味的。
过片“满眼颓垣欹病树”,词脉直跌而下。诸君看到的是伤病的柳树倚着残破坍塌的墙。这画面不仅令人悲酸,简直更令人痛苦。再加上“满眼",便一丝丝生趣都不见了。三月过后是这般惨象么,这是象征什么,还是寄托什么。暂立此存照,下文将谈到这个问题。“ 纵有余英,不直封姨妒。”是说即便枝头上还残留着剩余的花朵,也敌不住风神因嫉妒而吹得它们离开枝头漫天飞舞。歇拍处又出现两个意象:“ 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前者紧承“封姨”而来,是“妒”的具体内容,极富肃杀意味;后者遥扣“年年三月”,可见逝者如斯的喟叹。
全词意象凄婉,而旨趣模糊,读后使人觉得气淤胸塞,但究竟缘何而情,实在难以明言直述。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周济“出人说”的词学理论。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曾详言“寄托”的出人有无,用谭献的话来概括周济的观点倒要简便得多:“以有寄托人,以无寄托出”(《复堂日记》)。以此观之,这首《蝶恋花》以“柳絮年年”起笔,以“河流日夜”作结,其中的时间难再的感伤十分的显豁。但从空间来说,“柳絮”、“莺花”、“颓垣”、“病树”、“余英”、“封姨”、“烟里黄沙”等,均似有所指,却又令人三思而难得其解。若联系周济《宋四家词笺序》说的“宜和(1119—1125)之时泰穷将否,危机已动,外荣而内瘁。鸣其盛者,虽极铺张粉饰,而幽优之思潜动于不自知”一番话,其《蝶恋花》词,似不无射时之意。
这首词的上阙描写送别的场景,雨过水涨,绿柳岸边。虽然燕语笙歌,依依留恋,但流波催棹,故人终将要离去;词的下阙作者的思绪追随友人扁舟,想象着沿岸风景,远行于千里之外。他远远望见都城和宫殿,带去了无限寄思。结韵一笔折回,抒发难舍之情。全词构造情境,有空灵清杳之美;而抒发情感,则婉若游龙之自如。
词的上阙描写送别情景。起头两韵,点出送别的环境气氛:经过一番狂风暴雨的冲洗之后,春色已归,绿意丰盈,沿江种植的杨柳更是呈现幽暗深绿。这里的柳色是词人即目所见之景,它之所以被浓墨重彩地突出描写,就在于这个场景与离情别绪之间有着早已被确定的因缘,为下文倾诉离愁作好了意象的铺垫和气氛的渲染。
词的下阙将那被提起又遭到延宕的别情,完全直接地倾泻出来。词人的精神世界里,早已先于东去的行人遨游而去。在他的想像中,小舟经过黄陵山,那里有供奉着娥皇、女英的祠庙,他隐约听到这两位水神曲韵泠冷、曲音幽苦的奏瑟之声,心中惨然不乐。“为谁情苦”,问得十分委婉。这里作者巧妙地借用湘娥的哀婉动人的传说,表达自己内心的哀怨愁苦。这愁苦既包含作者对友人离去的伤感,又包含作者对个人身世命运的伤感。舟行迅捷,来到千里之外的东吴已是暮春。在宽阔而无波浪的长江上,行舟安稳地向前驶去。转眼间就到了京城临安,远远地就可以望见京都的宫殿。此处一“望”一“舞”,临安的皇城气象毕见。“前度”一韵,化用前人诗歌典故,暗指他终于回到故地;此处借用刘禹锡再返京师赋诗之典,明写友人返回临安之事,暗示他对国都的怀恋。词人正值壮年,虽雄心依然,但壮志难申,故而愁绪满怀。结韵“愁为倩,么弦诉”,复转回到离愁的主题。
这首词借为友人的送别,一方面描写对友人的深情挚意,另一方面表达“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抒发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念之情。此词在写景上采用虚实相辅的手法,既写眼见之实景,又写想见之“虚景”,并且在写景中寓寄作者之情,使得情与景有机地融汇于一体;在抒情上又将各种复杂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既有对友人的关切与惜别之情,又有对个人内心愁苦的抒发与寄托。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遹阐述。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遹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遹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遹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遹声》末章说:“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遹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遹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遹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遹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遹“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遹“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
诗用浪漫手法开始,前四句谈自己生平的抱负:或者做个安期生那样的神仙,游戏人生;要么做个李西平那样的名将,杀敌立功。这四句写得气势很雄壮,与李白《将进酒》等古风一样,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激励,使人进入振奋的状态。就表达上来说,前者又只是后者的陪衬,做神仙是幻想,做名将才是诗人努力想实现的方向。同时,用李西平事又十分贴切当时时局,陆游正是想要同李西平扫平逆贼、收复旧京长安一样扫平金虏、收复旧都汴京。
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愿望是那么地虚无缥缈。诗人回到了现实,便把前四句放出的狂澜一下子倒挽回来,进而感叹自己,年龄老大,功业无成,只能闲居在僧寮,无聊地躺着,默送着夕阳西下。他想着,像自己这样的战士,就不能只作个诗人,发出凄苦的吟声,这决不是自己所愿意的,于是诗在沉重的压抑中再度放开,故作豪语,先写自己放浪于酒,意气奋发,从而在吐露心中郁结的烦闷时,又表现自己的豪情、对未来的向往,这就是收复失地,饮酒庆功。末两句结得很自然,既承上饮酒而来,又与起首要做李西平遥遥呼应。
后人评放翁诗十九都是从军之作,这首诗虽然是闲居遣怀,主题仍与从军诗保持了一致。诗的格调雄放豪轶,悲中带壮,既有不满与牢骚,又充满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无论是醉歌作达还是自我排遣,都紧密围绕对国事的关心与对未来的信心,所以很有鼓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