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是以艳体形式出现的爱情词,题为《有感》,实际上相当于“无题”。因为苏轼对所叙写的情事是秘而不宣的,只有明眼人方能洞悉其中奥妙,“有感”云云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己。苏轼运用了代言体写法,通篇作张生口吻,即从男方着笔来写,所述情、景、事,一一从这一人物的心中、眼中及口中道出。
上片着重写张生幽会的隐秘心理。开头两句用了两个典故(同时也是比喻),来描摹张生要与心上人幽会时唯恐被人撞破的心态。接着点明约会之事,“美人”是一种昵称,“西厢”这一词语从《莺莺传》中来,不是偶合,而是暗点“待月西厢下”诗意,是专咏崔莺莺、张生故事的标志。而后再写暗中摸索前进时一种特有的心理,笔触是极为细致的。
下片写张生幽会与归去时的感觉。前三句写幽会,但字面上仅仅写出对“风”、“月”、“簟纹”及“玉肌”的视觉或触觉感受,即从侧面稍加点染,而将有关情事推到幕后,这样的艺术处理是很高明的。“三更月到床”一句,也与《莺莺传》中有关描写妙合无间。篇末一句写归去时的感觉,又与《莺莺传》中相关描写如出一辙。
一般说来,词体多偏于抒情,而该词却有着明显的叙事性。在描写方面,尤以大胆、率真、细腻的心理描写取胜。
这首诗是《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黛玉所作菊花诗。这首诗用拟人化的手法写菊花的梦境,实际上是写黛玉自己梦幻般的情思,带有明显的谶语的意味。诗的第一句写入梦,以下依次写梦境,末后两句承“蛩鸣”“惊回”好梦而道出梦醒时的“幽怨”之槽。咏者一进入梦境,就说是“和云伴月不分明”。那种恍惚不定,依稀难辩的梦中情景,犹如人的命运之不可主宰。次联说的是梦中的追求。“庄生蝶”,指庄周做梦化为蝴蝶翩翩飞舞的故事。这里引来点出“梦”。“陶令”即曾做过彭泽县令的陶潜,他与菊花有着不解之缘。这里借来指所要追寻的知音。
诗的前四句,其中之意,可证诸黛玉的乎生遭遇。林黛玉父母俱丧,寄食于贾府,世身可怜。但是,她的叛逆的思想,却是封建贵族大家庭所绝不能容让的。她怀抱的希望,只能从梦中去寻找,而她所迫寻的梦,又是如此的轻飘模糊,追不到,摸不到。她在“亿旧”即“梦旧”当中,最终也是不能寻得“海上鸥盟”那样的知交好友的。于是林熏玉唱出“登仙非慕庄生蝶”,把“梦”都了结于“逝者登仙界”的最后归宿之中。
诗的后四句写“惊回”“醒时”的情景。“醒时幽怨同谁诉”。黛玉有满肚子的‘幽怨”,她虽然有视为平生知己的宝玉,但是又没有谁可倾诉。黛玉的《咏菊》诗写过“满纸自伶题素怨”,《问菊》更直白地说“孤标傲世偕谁隐”。这样看来,黛玉存有的“幽怨”,那是她孤高的品格不能融合于贾府的鄙俗;而黛玉的这种品格,又是以她的叛逆思想作为基础所形成的。可以这祥说,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对叛逆者的思想行为的压迫和摧残,是造成林黛玉“幽怨”满怀的最根本原因。林黛玉的“幽怨”,即深藏的哀怨之所以找不到诉说之人,想来曹雪芹原著所写,是黛玉还泪未尽“登仙”之时,宝玉已因贾府事败、抄没而遭祸。所以黛玉梦醒时找不到知己倾诉,剩下的却只有“衰草寒烟无限情”的衰败悲凉的肃杀秋情。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全词运用对仗、叠句、偏正词,颠倒词等写作手法,描绘了一幅渔父田园江湖生活的图景,表达了苏轼对渔父的羡慕之情,以及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渔父,渔父”,开头两句以叠句的形式,呼唤出渔父,接着赞颂他们如同“江上微风细雨”,习以为常。“青蓑黄箬裳衣”,写渔父的衣着,仅用六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渔父的外貌。“红酒白鱼暮归”,写渔父钓鱼饮酒的情景。还是以极为精炼之词,描绘了渔父充足的一天生活,乐而忘归。
“青蓑黄箬”与“红酒白鱼”对仗,互相映照。暗含着高雅的情趣。较之《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中所写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放浪的渔父形象要高雅得多。
以上数句突出的是渔父闲淡自适的形象,“归暮,归暮,长笛一声何处”。这是写渔父归家后的另一种生活情景,并上升到对渔父精神层面的叙述。渔父披着暮色回到家后,吹起了长笛,自我消遣。尽管渔父“归暮,归暮”了,但迎来的却是“长笛一声何处”新的一天的生活。诙谐情趣,只有渔父才能独自享受。苏轼通过对渔父生活及精神状态的描写,使得渔父的形象更为丰满。
该词运用对仗,两个叠句,八个偏正词组,两个颠倒词,四个形、色、声通感的词句,巧妙组缀了一幅披风载雨、嗜酒归暮的渔父生活景象图。
“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着重写故友的重逢与别离。“憔悴”是说他们相遇时俩人的形貌已憔悴不堪,早已不象年轻时那样意气风发了。不仅重逢在垂暮之年,且颠沛奔波于天涯海角,这就更令人感慨嘘唏了。然而,友谊却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淡漠,人虽憔悴,感情友谊并未憔悴。前句抑,后句扬,且重叠两个铿锵作响的“故”字加以强调,通过白描式的叙述,久别重逢时的喜悦,和对纯真友谊的珍重,在吟咏之中,自然能体味得出。“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这是一个急转。好友重逢,理应畅叙离情,如今却不能如愿。为了生计,大家匆匆相聚,又匆匆分别,怎能不伤怀、悲切呢!情之所至,开怀畅饮,唱一曲《阳关三叠》以遣情怀。然而,唱到动情处,呜呜咽咽,实在无法再唱下去了。这是真情的流露。。
“愁无据。寒蝉鸣处,回首斜阳暮。”在他乡遇故知,俩人都是人生旅途上的匆匆过客。正如苏轼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天涯沦落人,聚散苦匆匆。今朝一别后,何日再相逢?一个“更”字道出这是非同一般的送别和愁怨之深。“愁无据,塞蝉鸣处,回首斜阳暮。”此时俩人心头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是很难用言语尽情表达的。只有在依依惜别,频频回首相望中,看着斜阳在寒蝉鸣叫的树林里降落,天色逐渐黯淡下来,这种感情才体味得更深切。以写景结句,点出时令,渲染离别的环境气氛,不言愁,而愁自见。
全词风格婉约、言辞朴实、情感真挚,没有对匆匆相逢又别离的全过程进行具体描写,而是侧重突出即将分手之时的愁情,写得凄恻动人,可谓送别词中的佳作。唐代诗人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诗就对这种客中相见又分手的情形作了细致的刻画,可与本词参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