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春晚”之“春晚”,据首句“花落”之意,是指暮春之晚。诗所描写的,乃是乡村暮春晚景。
红日西沉,夜色降临之前,一位“吟余小立阑干外”的诗人,正在游目观赏村野景致。吟,可以指作诗,亦可以指诵读诗文。这位诗人白昼一天都在伏案,薄暮时分,微感疲倦,便走出屋子,在楼台(其居处是简陋小楼,故有“柴门”之语)栏杆外稍立片刻,略事休息。一、二、四句便是他“小立”时所见之景。
他先近看柴门。时已晚春,花儿纷纷飘落,有的还飘进了门内,把那夕阳的余辉挡在门外,可见落花堆积之多。继而又远看树林。稍远处有一片树林。苍茫暮色之中,可以看到几只黄昏时的乌鸦,忽高忽低、时上时下,紧挨林子飞着。将乌鸦称为“点”,是因为距离较远,天色昏暗,望去像“点”一样。最后诗人放目遥望,在那乡间小路的尽头,远远望见樵夫渔子,担柴捕鱼,一路归来。
展现在诗人眼前的这“春晚”三景,景景都扣题中“晚”字,而起笔“花落”则点明了“春”字(诗中指暮春)。三景相合,融汇成村野薄暮时分谐和、静谧的意境。然而,诗人笔下所的静境,又并不显得冷清、空寂:花自“落”,鸦在“飞”,人正“归”。点缀在诗行之中的三个动词,为这静谧的环境增添了鸟飞鱼跃的活泼气息,诗人就置身在这恬静而又富有生意的境界之中,饶有兴味地“小立”观赏。
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理学家论人物,颇重所谓“气象”。程颢曾说:“自再见周茂叔之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说的是茂叔(周敦颐)为人的气象。此诗的境界与他的为人一样,也是静而不寂,饶有生意,颇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述而》)的气象。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
在这首诗里,诗人对崇徽公主不仅是怜其远嫁,哀其不幸,而且从政治上指明产生这个悲剧的原因。这就使这首诗在格调上不同于一般洒同情之泪的凄凉挽歌,而启发人们在深沉的哀怨中进而对这些女子的个人悲剧加以政治上的思考,激起人们对许多不能远谋的肉食者的愤慨。
诗从对比开始。诗人的眼前出现了当年崇徽公主远嫁时的凄凉清景。“啁啾”是形容鸟的细碎鸣叫声,白居易《燕诗》诗:“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不离故乡的鸟儿尚啁啾鸣叫不止,而豆蔻年华的少女随着悲笳离别父母、远嫁万里之外,就更加依恋不舍了。作者在这里倾注了自己对她的怜惜同情。“青家埋魂知不返,翠出遗迹为谁留?”在感情上更进一层,同时,诗人的思绪也回到了现实。诗人在这里反用了杜甫咏王昭君的“环佩空归月夜魂”(《咏怀古迹》)诗意而用了一个“魂”字,则使诗情变得更为深婉,同时也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形象,她满眼含着哀怨的泪水在“翠出遗迹”之间飘荡。青草年年绿,此恨绵绵无绝期。接下来作者奇峰突起,发出议论:“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诗人发自肺腑地提问:自古以来,有几个肉食者能为国家的富强而出谋划策?又有多少美丽可爱的女子遭受远嫁的厄运,成为对外执行妥协政策的牺牲品?“玉颜”反为“身累”,“肉食”不与“国谋”,诗人寓于这两对矛盾现象中的诘问尖锐犀利,自古罕见。此联议论深切痛快,而又对仗工整。末联,作者笔锋一转,长叹一声,无可奈何之情袭人心怀,行路人到此只能报之以叹息,而孤魂栖止的出花涧草春秋更替,年复一年。这里以无情衬有情,颇有韵致。
全诗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而发展,从怜惜、愤慨直至无可奈何的叹息,在时间上,则两度由古及今作大幅度的跳跃,使诗情波澜起伏,把感情之流导入诗人以激清冲击而成的曲折回荡的河道中。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一般人论及柳永词者,往往多着重于他在长调慢词方面的拓展,其实他在小令方面的成就,也是极可注意的。叶嘉莹在《论柳永词》一文中,曾经谈到柳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以为唐五代小令中所叙写的“大多不过是闺阁园亭伤离怨别的一种‘春女善怀’的情意”,而柳词中一些“自抒情意的佳作”,则写出了“一种‘秋士易感’的哀伤”。这种特色,在他的一些长调的佳作,如《八声甘州》《曲玉管》《雪梅香》诸词中,都曾经有很明白的表现。然而柳词之拓展,却实在不仅限于其长调慢词而已,就是他的短小的令词,在内容意境方面也同样有一些可注意的开拓。就如这一首《少年游》小词,就是柳永将其“秋士易感”的失志之悲,写入了令词的一篇代表作。
柳永之所以往往怀有一种“失志”的悲哀,盖由于其一方面既因家世之影响,而曾经怀有用世之志意,而另一方面则又因天性之禀赋而爱好浪漫的生活。当他早年落第之时,虽然还可以藉着“浅斟低唱”来加以排遣,而当他年华老去之后,则对于冶游之事既已失去了当年的意兴,于是遂在志意的落空之后,又增加了一种感情也失去了寄托之所的悲慨。而最能传达出他的双重悲慨的便是这首《少年游》小词。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在长安古道上骑着瘦马缓缓行走,高高的柳树秋蝉乱嘶鸣。“长安”原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前代诗人往往以“长安”借指首都所在之地,而长安古道上来往的车马,便也往往被借指为对于功名利禄的争逐。不过柳永此词在“马”字之下,所承接的却是“迟迟”两字,这便与前面“长安道”所可能引起的争逐的联想,形成一种强烈的反衬。而在长安道上词人之“马”之“迟迟”行走,则既表现了词人对争逐之事灰心淡薄,也表现了一种对今古沧桑的若有深慨的思致。秋蝉的嘶鸣独具有一种凄凉之致。“蝉嘶”之上,还加了一个“乱”字,如此便不仅表现了秋蝉声的缭乱众多,也表现了被秋蝉嘶而引起的哀感的词人之心情的缭乱纷纭。至于“高柳”二字,则一则表示了蝉嘶所在之地,再则以“高”字表现了“柳”之零落萧疏,是其低垂的浓枝密叶已经凋零,所以才显得树的高。
“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上阕后三句是说,夕阳照射下,秋风在原野上劲吹,我举目远望,看见天幕从四方垂下。写词人在秋日郊野所见之萧瑟凄凉的景象,飞鸟隐没在长空之外,夕阳隐没更在飞鸟之外,值此日暮之时,郊原上寒风四起,天苍苍,野茫茫,词人双目望断而终无一可供投止之所。
词的上半阕是词人自写其今日之飘零落拓,望断念绝,全从外界的景象着笔,而感慨极深。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下阕前两句是说,归去的云一去杳无踪迹,往日的期待在哪里?写对于过去的追思,则一切希望和欢乐不可再得。对于柳永而言,他过去的愿望和期待都已经同样落空了。
“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末三句是说,冶游饮宴的兴致已经衰减,过去的酒友也已经寥落无几,现在的我已经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了。末三句写自己今日的寂寥落寞,志向和意愿一无所成,岁月流逝,只剩下“不似少年时”的悲哀和叹息。
柳永这首《少年游》词,前阕全从景象写起,而悲慨尽在言外;后阕则以“归云”为喻象,写一切期望之落空,最后三句以悲叹自己之落拓无成作结。全词情景相生,虚实互应,是一首极能表现柳永一生之悲剧而艺术造诣又极高的好词。总之,柳永以一个禀赋有浪漫之天性及谱写俗曲之才能的青年人,而生活于当日之士族的家庭环境及社会传统中,本来就已经注定了是一个充满矛盾不被接纳的悲剧人物,而他自己由后天所养成的用世之意,与他自己先天所禀赋的浪漫的性格和才能,也彼此互相冲突。他的早年时,虽然还可以将失意之悲,借歌酒风流以自遣,但是歌酒风流却毕竟只是一种麻醉,而并非可以长久依恃之物,于是年龄老大之后,遂终于落得了志意与感情全部落空的下场。昔叶梦得《避署录话》卷记下柳永以谱写歌词而终生不遇之故事,曾慨然论之曰:“永亦善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柳永的悲剧是值得后人同情,也值得后人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