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争,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
周晋的这首杨花词直以柳絮为描写对象,新清可爱,流畅蕴藉。
词章一开始就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柳絮的形态:“似雾中花”,形容其朦胧缥缈;“似风前雪”,形容其飘逸漫卷;“似雨余云”,形容其轻柔淡远,如果说“似风前雪”还有一点袭用前人语意之嫌的话,那么另外两个比喻则完全是词人独特的想象和创造性的描写。以“雾中花”形容化物的当然很多,但以此比譬杨花的都甚为罕见。至于以“雨余云”比喻杨花的确系这位首创,而且十分贴切优美。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杨花的形态之后,词人又用“无情”与“有情”来描写它的神态:杨花无根无系,随风飘荡,看来它实在是一种无情之物,它不眷恋谁,更不执着于谁;但是它又像是很有情有义的呀,它落在浮萍上,使水面呈现一片片、一丛丛新鲜可爱的绿,在遇到它的钟情者时,它也会迸发生命的力!(按:杨花乃柳树子所带的白色绒毛,因而也叫柳绵。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以为杨花落入水中可以使水面长也浮萍。这自然是一种误解,但不失为一种美好的想象。)
下阕又从别一角度描写柳絮杨花的命运:西湖,南陌,东城……随处都可看到杨花的踪迹。造物主似乎派给它一项专职任务:年年去管给春天送行,它是送春的使者,送走了春天它也就消失得无踪无迹。它好像被春风所遗弃,又好像它遗弃了春天──它既像薄情游子,又像薄命佳人。
自汉魏以来,诗人常以“杂诗”为题写诗,类似“无题”诗,内容多是慨叹人生或离别相思的。沈佺期写有《杂诗三首》,都写闺中怨情,流露出明显的反战情绪。这里选的是第三首, 首联“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语言平易似娓娓道来,给人以鲜明突出的印象。黄龙戍战火连年,可以想见征人久戍之苦,强烈的怨战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不解”与“频年”连用,增强语势,引起人们的联想与深思。
颔联“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是借月抒怀。说今夜闺中和营中同在这一轮明月的照耀下,有多少对征夫思妇两地对月相思。在征夫眼里,这个昔日和妻子在闺中共同赏玩的明月,不断地到营里照着他,好像怀着无限深情;而在闺中思妇眼里,似乎这眼前明月,再不如往昔美好,因为那象征着昔日夫妻美好生活的圆月,早已离开深闺,随着良人远去汉家营了。这一联明明是写情,却偏要处处说月;字字是写月,却又笔笔见人。短短十个字,内涵极为丰富,既写出了夫妇分离的现在,也触及到了夫妇团聚的过去;既轮廓鲜明地画出了异地同视一轮明月的一幅月下相思图,也使人联想起夫妇相处时的月下双照的动人景象。通过暗寓着对比的画面,诗人不露声色地写出闺中人和征夫相互思念的绵邈深情。见月怀人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而这里只写月不写人,意象反而更丰富生动。这“闺里月”既是思妇的眼中月,又是征人的眼中月,既有千里共婵娟之意,又有思妇心神飞度,想见征人之意。诗意双关,征夫、思妇相思之情之景俱在其中,显得清新别致。
颈联“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紧承上联进一步抒写离人相思。“春”而又“今”,“ 夜”而又“昨”,分别写出少妇“意”和良人“情”,其妙无比。四季之中最撩人情思的无过于春,而今春的大好光阴虚度,少妇不禁倍觉惆怅。万籁无声的长夜最为牵愁惹恨,那昨夜夫妻惜别的情景,仿佛此刻仍在征夫面前浮现。“今春意”与“昨夜情”虽是互文对举,却可以作为“夜夜”来读。可是细味“今春意”却有着独特的表现力。“昨夜情”,也对得十分工巧,不仅表现出良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而且还表现出思念之切。他回忆往日夫妻的恩爱,觉得恍如昨夜事一般,不因经久分离而淡薄。可见他们的情意是多么美好、真挚、深厚而动人。
尾联“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抒写出了征夫、思妇的愿望。他们希望能有良将出马,克敌致胜,结束他们长期分离的痛苦。但诗以问句的形式,倍增感慨深沉的意味。这里照应首联回答了“频年不解兵”的问题,表明是将领无能,指挥不得力以致连年征战,这是写透夫妇别离的痛苦以后自然生出的意思。
这首诗构思新颖精巧,特别是中间四句,在“情”、“意”二字上着力,翻出新意,更为前人所未道。诗中所抒之情与所传之意彼此关联,由情生意,由意足情,势若转圜,极为自然。从文气上看,一二联都是十字句,自然浑成,一气贯通,语势较和缓;第三联是对偶工巧的两个短句,有如急管繁弦,显得气势促迫;末联采用散行的句子,文气重新变得和缓起来。
该词上片追述昔日官中的繁华生活,下片设想王昭仪的处境和心曲,代她一诉衷肠。全词多次使用典故,描述了家国破碎的凄惨,将词人内心的哀愁表达地淋漓尽致。
上片主要以追述昔日宫中的繁华生活为主,和王词原作相同。二人身份不同,回忆内容不一。王词中回忆得充之经历,而汪词中多回忆宴会。“天上”三句,借西王母瑶池蟠桃大会的盛况,比喻谢后欢宴的乐。“被午夜”两句,宴会气热烈,通宵达旦,一夜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花覆”二句看出场面的豪华。阁外,龙楼房,花团锦簇,香烟绕。帝王将相,气派十足。
“恨黑风”两句,战争的血雨风急降临,豪华顿失。汪词取意于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汪词改用“黑风吹雨”的意象,表达十分含蓄。
“人去后”四个三字句,节奏急促,如音节中的快拍,刻画出王清惠北上后的心境:家书断绝,肝肠寸断,无人可诉。这主要写乡愁。“心难说”是翻录王词原作“千古恨,凭谁说”句,讲家愁国恨。时值苍生涂炭,江山疮痍,形势危艰,令人柔肠寸断,加深了“难说”的深度。“杜鹃啼血”常作为国亡家破痛烈心情的象征。“事去”一联,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
“东汴水”句指金灭北宋,“西湖月”句指元灭南宋,十四个字将南北宋亡国历史概括无遗。“西湖月”对应“人去后”其中蕴藏浓浓乡愁。汪元量在北地曾有《向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长诗:“月亦伤心不肯明,人亦吞声泪如雨。”
词结尾“有谁知”三句,“有谁知”意为此词无他人知,只有己知。“泣”字和王清惠原词中的“泪沾襟血”遥遥相对。汪词引用此典,以镜破喻亲人离散,兼喻国家山河破碎。
汪元量这首和词挥酒自如,用语贴切。和王清惠原作相比,意思相近而不雷同,押其韵而不拘常,丝毫不见丝毫的窘迫和束缚。词中既有对王词的唱和,又倾诉出知己之情,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词中。
游侠”,是乐府古题,从西晋张华以后历代都有人作,内容大都写壮勇轻生、杀人报仇的侠士精神。此诗属边塞诗,歌颂一位将士的赫赫战功和威猛气概。诗的前半部分写侠士从军。开头两句即赞赏主人公的有胆有识,接着写游侠慷慨从军及勇武善战的形象。后半部分,从“还家”句开始,写游侠立功受赏后归家游猎。这一部分描写了壮士归来的悠闲生活,但写其唯爱游猎,并且“弓矢速如飞”,仍不失其游侠的勇武本色。
这首诗是诗人呈军中诸将之作。诗人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英俊潇洒而又豪爽的游侠形象。他勇武过人,终立功疆场,受封归家,志得意满。诗人通过对这一形象的赞颂,为军中诸将树立了一个楷模,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以期成就一番功业,扬名于世。全诗刻画人物极为成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人物都不失其英雄本色,并通过对其行动、外貌、语言、神态的描写,使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真实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