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描写湘江秋舞的苍茫、寂寥景色，抒发诗人的怀才不遇之感，语意极为沉痛、悲凉。
诗歌一开篇便起得雄浑壮阔。“湘上阴云锁梦魂”，这一句不但形象地描绘出暴舞将至之时的那种风急浪高、阴云密布的景色，而且点明题意，交代因舞受阻、夜宿湘江的缘由。一个“锁”字，流露出诗人被迫困于此地的无奈和怅惘。不过，由于整句取景壮阔，无奈怅惘之中并无衰飒之气，反倒更加激发了诗人的豪情壮志，所以接下来的“江边深夜舞刘琨”一句，诗人即用刘琨闻鸡起舞的故事，表明自己奋发振作、立志救时的抱负和决心。
颔联则转为描写湘江的秋舞景色。“秋风万里芙蓉国，暮舞千家薜荔村”，这两句既对仗工整，又写景壮丽。秋风暮舞之中，诗人眺望远方，只见湘江两岸，满目所见，尽是花枝繁密的芙蓉和随风摇曳的薜荔，煞是美丽。描写“芙蓉”的诗句最早见于中唐柳宗元《芙蓉亭》：“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名之以“芙蓉国”和“薜荔村”，本已极言其多、其盛，再加上“万里”和“千家”的修饰语，则显得更加幅员辽阔，展现出一片广阔无边的花海和绿色原野，面对这样的壮丽景色，诗人的心境也不由得更加开阔了。
颈联由写景转入抒情。其中“乡思不堪悲橘柚”一句，主要抒发诗人的思乡之情和生不逢时之悲。橘树生长于南方，一旦移植到北方栽种，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变化，结出的果实味道就会有所不同，所以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说。湖南地处南方，故盛产橘柚，何况眼下又是橘柚成熟的季节，湘江两岸必定是金黄一片、硕果累累。诗人见此情景，对于橘树的适得其所，不禁心向往之。相形之下，自己滞留此地，已是身不由己，再加上生不逢时、有志难骋的遭遇，不觉更加凄苦、悲凉。于是，只能将满腹辛酸化为一声“旅游谁肯重王孙”的呼喊。“王孙”语出淮南小山《楚辞·招隐士》，意为隐居的贤士，后来也用来称呼游子，此处则二意并存，借指诗人自己。诗人怀抱经世之才和救世之志，然而却始终不被重视，只能到处漂泊，这其中的苦楚却无人明白。
尾联则以写景作结。“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两句，暗用屈原与渔父之事。屈原虽然不被世人理解，但是尚有渔父与之对话，而自己竟然连屈原都不如，一种世无知音的悲愤溢于言表，令人感慨万千。
此诗写景抒情，章法严密。一方面情景分明，二者相问写来；另一方面又能融情人景，表现出由雄壮到悲愤的巨大变化，因此极易打动人心。
这首词通过描写春暮时节的景物和描绘主人公对“远信”的痴想，刻画了少妇独处深闺的形象。爱人不在身边，闺中寂寞无聊，又正是红花衰败，“草绿阶前”的暮春时候，闺中少妇更提不起兴趣外出赏春游玩，只是深院重门紧闭，独对空闺，任凭离别的思绪纠缠环绕于心头。思念丈夫之情难却，盼人不归，登楼眺望也是无济于事。更何况天色已昏黑，连能够为人传送书信的大雁也看不见。所以，即使是将自己一腔的相思情怀写成书信，也无由寄达。词人自知“多情”无法“拚舍”，只得默默忍受。这时，闺房外面的秋千无人问津，周围静悄悄的，惟见明月升起，将银辉洒向梨花，也洒向大地。词人在闺楼里枯坐了一天，从白天到昏暮到皎月升起。闺阁思妇对丈夫感情之浓厚，思念之愁苦，于此可见。
开篇“帝里春晚”点明时地。京城汴梁是热闹繁华的所在，暮春是莺啼花开的季节。“重门深院”，是李清照独处时的周遭环境氛围。“重门”显其府第之森严，“深院”微露幽深闺中之寂寞惆怅。在京城的暮春时节，本是热闹繁华，莺飞燕舞的大好时光，而女词人却是独自在“重门深院”里，无法与丈夫一同去亲近大自然，不禁叫人顿生愁怨。“草绿阶前，暮天雁断”两句意味十分深厚。庭前草绿，让人忆及“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暮天雁断，古时传说称雁能传书。《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此处是说雁书已断，音讯不知。“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李清照在西楼望见庭阶前春草绿了，天色渐晚，天边归雁已无踪影。雁且知归，人竟不返，勾起她无穷怨意。如今雁影都不见，音讯杳无，心中幽恨绵绵不绝。
过片“多情自是多沾惹，难拼舍，又是寒食也”三句把词人内心无比复杂的感情很精当巧妙地表现出来。她自怨多情善感，登楼望远易生挂念，而多情则多烦恼。然而却又难以割舍，倏忽间发觉又一个寒食已近。这一句“又是寒食也”很是生动，虽然语言浅近，但是格调雅致。最后“秋千巷陌，人静皎月初斜，浸梨花”三句托出一个凄清皎洁、如梦如幻的境界。夜来寂静一片，秋千无人打，巷陌无人行，唯有清辉皎洁的月光，宛如一汪清水，浸润着梨花。这里运用谐音双关，“梨”借作“离”。那月光下的梨花不由触起了人的离情别绪。这离愁轻如云，薄如雾，如月光绵绵不绝，在心头萦回不去。这个结尾写得幽静、清奇、梦幻。帝里暮春，夜深人静。秋千架空荡荡地随风摇曳，街巷里已经不见人影。天上斜挂的明月皎洁轻寒。那树树梨花沐浴在月光下，如梦如幻。“梨花”有时也隐指眼泪，如“泪带梨花”。梨树在春末开花，其花色白而艳美，故古人常以梨花之飘落来形容女子楚楚动人的眼泪。“泪带梨花”的名句有唐白居易《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故此处“秋千巷陌，人静皎月初斜，浸梨花”也有离情难抑以致眼中噙泪之意。李清照笔下的这种离人凭楼望远、月浸梨花的景象和温庭筠《菩萨蛮·满宫明月梨花白》中的“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的情境非常相似。词的最后以白描手法，将月色描摹得如此传神，可见作者动笔的灵巧，遣词的精工。
据清魏源《诗古微》考证，《诗经》中许穆夫人的作品有三篇，除此篇外尚有《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二诗也为其所作，其中尤以《鄘风·载驰》思想性最强，它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全诗分为四章，不像《周南·桃夭》《鄘风·相鼠》等篇每章句数、字数甚至连意思也基本相似，而是每多变化，思想感情也复杂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的叙事抒情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出发。故诗歌的形式随着内容的发展而发展，形成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节奏。
诗的第一章，交代本事。当诗人听到卫国灭亡、卫侯逝世的凶讯后。立即快马加鞭，奔赴漕邑，向兄长的家属表示慰问。可是目的地未到，她的丈夫许穆公便派遣大夫跋山涉水，兼程而至，劝她马上停止前进。处此境地，她内心极为忧伤。这一章先刻画了诗人策马奔驰、英姿飒爽的形象，继而在许国大夫的追踪中展开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其情景就好似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场景。
现实的冲突引起内心的冲突，经过以上的铺叙，第二章便开始写诗人内心的矛盾。此时诗中出现两个主要人物：“尔”，许国大夫；“我”，许穆夫人。一边是许国大夫劝她回去，一边是许穆夫人坚持赴卫，可见矛盾之激烈。按诗意理解，应有两层意思：前四句为一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返回许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对宗国总是念念不忘的；后四句为第二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渡过黄河到卫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的感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诗人正是处于这种前不能赴卫、后不能返许的境地之中，左右为难，十分矛盾。然而她的爱与憎却表现得非常清楚：她爱的是娘家，是宗国；憎的是对她不予理解又不给支持的许国大夫及其幕后指挥者许穆公。
第三章矛盾没有前面那么激烈，诗的节奏渐渐放慢，感情也渐渐缓和。夫人被阻不能适卫，心头忧思重重，路上一会儿登上高山以舒解愁闷，一会儿又采摘草药贝母以治疗抑郁而成的心病。所谓“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是说她身为女子，虽多愁善感，但亦有她的做人准则——这准则就是关心生她养她的宗国。而许国人对她毫不理解，给予阻挠与责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愚昧、幼稚和狂妄。这一段写得委婉深沉，曲折有致，仿佛让人窥见她有一颗美好而痛苦的心灵，简直催人泪下。
第四章写夫人归途所思。此时夫人行迈迟迟，一路上考虑如何拯救祖国。“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说明时值暮春，麦苗青青，长势正旺。所谓“控于大邦”，指向齐国报告狄人灭卫的情况，请求他们出兵，但诗人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此处既写了景，又写了情，情景双绘中似乎让人看到诗人缓辔行进的形象。同第一章的策马奔驰相比，表现了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而这个不同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盖初来之时因始闻卫亡的消息，所以心急如焚，快马加鞭，不暇四顾；而被许大夫阻挠之后，报国之志难酬，心情沉重，故而行动迟缓，眼看田野中的麦浪好似诗人起伏不定的心潮。诗笔至此，真是令人赞叹。
最后四句，有的本子另作一章，不无道理，然依旧本，多与前四句并为一节，这样似更为合理。这四句当是承前而言，谓夫人归途中一边想向齐国求救，求救不成，又对劝阻她的许大夫心怀愤懑。此处朱熹《诗集传》释云：“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谓许国之众人也。”“大夫君子，无以我为有过，虽尔所以处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尽其心之为愈也。”照此解释则与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前后呼应。字面上虽是“无我有尤”，实质上应是她对许大夫不让她适卫赴齐产生怨尤，正话反说，语气委婉，体现了《诗经》“温柔敦厚”之旨。末二句，表现了夫人的自信心，意为：那些大夫君子纵有千条妙计，总不如我的救卫之策高明。“我所之”的“之”字，若作动词解，便是往卫国或齐国去一趟的意思；也有训为“思”的，就是自指夫人的想法。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反映了许穆夫人是一个颇有主张的人，她的救国之志、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它却留下无穷的诗意让读者去咀嚼回味，真是语尽而意不尽，令人一唱而三叹。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