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词是作者婚后所作,通过描述作者重阳节把酒赏菊的情景,烘托了一种凄凉寂寥的氛围,表达了作者思念丈夫的孤独与寂寞的心情。
“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捱。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一般用来形容夏天的白昼,这首词写的是重阳,即农历九月九日,已到秋季时令,白昼越来越短,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具有相对的意义,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快,在愁苦中则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缓慢。一个人若对“薄雾浓云”特别敏感,担心白天总也过不完,那么,她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她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长难捱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仍可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的内心苦闷。“瑞脑消金兽”一句,便是转写室内情景:她独自个儿看着香炉里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帐中枕上,对比夫妇团聚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上片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描摹出来。她走出室外,天气不好;待在室内又闷得慌;白天不好过,黑夜更难挨;坐不住,睡不宁,真是难以将息。“佳节又重阳”一句有深意。古人对重阳节十分重视。这天亲友团聚,相携登高,佩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瑞脑消金兽”的孤独感后,马上接以一句“佳节又重阳”,显然有弦外之音,暗示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不禁叫她“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又重阳”一个“又”字,是有很浓的感情色彩的,突出地表达了她的伤感情绪。紧接着两句:“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丈夫不在家,玉枕孤眠,纱帐内独寝,难免有孤寂之感。“半夜凉初透”,不只是时令转凉,而是别有一番凄凉滋味。
下片写重阳节这天黄昏赏菊东篱、借酒浇愁的情景。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为了应景,李清照在屋里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这并未能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在她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重阳是菊花节,菊花开得极盛极美,她一边饮酒,一边赏菊,染得满身花香。然而,她又不禁触景伤情,菊花再美,再香,也无法送给远在异地的亲人。“有暗香盈袖”一句,化用了《古诗十九首》“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句意。“暗香”,通常指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是北宋诗人林逋咏梅花的名句。这里则以“暗香”指代菊花。菊花经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同时也流露出“馨香满怀袖,路远莫致之”的深深遗憾。这是暗写她无法排遣的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于是匆匆回到闺房。“莫道不消魂”句写的是晚来风急,瑟瑟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作结,取譬多端,含蕴丰富。
此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物皆著我之色彩”,从天气到瑞脑金兽、玉枕纱厨、帘外菊花,词人用她愁苦的心情来看这一切,无不涂上一层愁苦的感情色彩。在结构上自起句至“有暗香盈袖”,都是铺叙笔法;而把节日离索的刻挚深情留在结拍,使它如高峰突起。“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成为全篇最精彩之笔。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这是因为正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莫道不消魂”,直承“东篱把酒”以“人拟黄花”的比喻,与全词的整体形象相结合。“帘卷西风”一句,更直接为“人比黄花瘦”句作环境气氛的渲染,使人想象出一幅画面:重阳佳节佳人独对西风中的瘦菊。有了时令与环境气氛的烘托,“人比黄花瘦”才有了更深厚的寄托,此句也才能为千古传诵的佳句。
此词的另一个特点是含蓄。唐司空图认为含蓄的主要特征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及,若不堪忧。”(《诗品·含蓄》)从字面上看,这首《醉花阴》没有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情,但仔细寻味,它的每个字都浸透了这一点。从她不时去看香炉里的瑞脑燃烧了多少(也即时间过去了多少)的细节中,读者可以感到她简直是度日如年。白天好不容易挨过去了,晚上更加难捱。李清照不直接写“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是写失眠,写一直到半夜都没有睡着。看来她不只是身体感到凉,主要的还是内心感到凉。于是她对赵明诚那苦苦思念之情便从字里行间洋溢而出。读罢全词,一位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生动地立在读者眼前。
全词明白如话,没有冷涩难懂之处,表达的感情却十分深沉细腻。畅达与深沉相结合,这正是李清照词风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首《虞美人》是一首寄给友人的词作,上片写景,借萧瑟秋色、分飞双燕暗喻别离之苦。下片抒情,用陆凯赠梅典故,表达彼此的深情厚谊和渴望相见的迫切心情。全词借景寓情,情感真挚深厚,格调悲凉深沉,语言清婉雅丽。
上片写日暮登楼所见。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两句写日暮登台所见,境界宏大。“芙蓉”三句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苍茫的画卷,由下及上,先由细处着笔。“芙蓉落尽”点明时节,暗示衰败孤寂之意。“天涵水”是登高眺望所见之景,暮色将至,水面上腾起浓浓的雾气,远远望去,水天一色,苍茫一片。“沧波起”点出寒意,冬季傍晚时分,波涛涌动,带来阵阵寒气。这两旬重在写天地之广,暗含人世沧桑的慨叹。
“背飞双燕贴云寒”,视角由平远而移向高远;正当独立苍茫、黯然凝望之际,却又见一对燕子,相背向云边飞去。 “背飞双燕”尤言“劳燕分飞”。《玉台新咏》卷九《东飞伯劳歌》云: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牵牛)织女时相见。”后即用来称朋友离别。“贴云寒”,状飞行之高;高处生寒,由联想而得。着一“寒”字,又从视感而转化为一种心理感受,暗示着离别的悲凉况味。“独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是补叙之笔,交代前面所写,都是小楼东畔倚栏所见。把宏阔高远的视线收聚到一点,对准楼中倚栏怅望之人。“独”字轻轻点出,既写倚栏眺景者为独自一人,又透露出触景而生的孤独惆怅之感。
下片直抒念远怀远之情。“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两句是说光阴荏苒,转眼又是岁暮,雪满京城,寂寥寡欢,唯有借酒遣日而已。“雪满长安”既点时地,又渲染出一派冷寂的气氛,雪夜把盏,却少对酌之人,岁暮怀人的孤凄心境可想而知。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这两句从对方着笔,心有同感,友情的思念彼此相似:我之思彼,亦如彼海内存知己之思我,想象老朋友也天天登高望远,思念着我;即使道远雪阻,他也一定会给我寄赠一枝江南报春的早梅。这是用南朝宋陆凯折梅题诗以寄范晔的故事。这一枝明艳的“江南春色”,定会给“雪满长安”的友人带来亲切的问候和友情的温暖。这是用典,却又切合作者当年与友人置酒相别的一段情事。折梅相赠这一典故,在这里具有普遍与特殊的双层含义,用典如此,可谓表里俱化了。
全词构思精巧,首尾呼应,善于借景传情。
这首诗意在劝诫君王当慎于微服出行。其中“万乘慎出入”句为诗歌意旨所在。全诗篇幅短小而多处用典,举白龙化鱼、鲸鲵失水为喻,言天子当慎出入;举汉高祖刘邦于柏人警惕免祸为例,以正面告诫。
“枯鱼过河泣”,原为乐府旧题。《乐府诗集》卷七十四列入《杂曲歌辞》。古辞云:“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萧士赟云:“《乐府遗声》龙鱼六曲有《枯鱼》,却无‘过河泣’字。”
李白此诗言天子微服出行当慎。前四句用“白龙鱼服”典故。据刘向《说苑·正谏》载:春秋时期,吴国大王想要跟老百姓一起饮酒,伍子胥就劝他说:“不行,过去天上的白龙下到清冷之渊里面,变化成了一条鱼时,被一个叫豫且的渔夫射中眼睛。白龙回去就跟天帝告状,天帝就问白龙:“当时你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的啊?”白龙回答说:“我下到清冷之渊里面以后就变成一条鱼了。”天帝就说:“鱼本来就是被人射杀的,既然这样渔夫又有什么罪了?”白龙是天帝的宠物,豫且只是宋国的平民,白龙要是不变成鱼的话,豫且是不敢射杀的。“谁使尔为鱼”一句很有气势。“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游浅滩遭虾戏”这一妇孺皆知的谚语,加以“谁使” 二字,以戏弄的语气反诘,更强化了这一典故本身的讽喻意味。这一声喝问,若解为天帝所言,则有使原典更形象化的艺术功能;若视为李白所为,则参与了李白的观察视角,使典故与现实交叉对话,诗韵意境也在这种互动中由平面走向立体。正所谓只一问询,神往意长。
后六句示警戒意。“作书报鲸鲵”四句喻人君失去侍卫,即处危境。语本《韩诗外传》:“夫吞舟之鱼,大矣,砀而失水,则为蝼蚁所制,失其辅也。”“万乘慎出入”为此诗主旨所在,言天子当慎出入。结句举汉高祖于柏人警惕免祸为例以告诫君王微服出巡当慎。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汉高祖过赵,得罪了赵王。后高祖又从赵国经过,想住一宿,但心里忽然有一想法,问人:“县名是什么?”回答说是“柏人”。他认为“柏人”,就是迫于人,不宿而去。结果使得赵相贯高等人欲在柏人县谋害高祖的计划落空。这是对皇帝的正面告诫。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
诗分前后两个层次。前面八句是对画本身的描绘:郊野间有块小小的怪石,翠绿的幽竹紧挨着它生长。牧牛娃手执三尺长的鞭子,驾驭着这头龙钟的老牛。四句诗分咏石、竹、牧童、牛四件物象,合组成完整的画面。由于使用的文字不多,诗人难以对咏写的物象作充分的描述,但仍然注意到对它们的外形特征作简要的刻划。“峥嵘”本用以形容山的高峻,这里拿来指称石头,就把画中怪石嶙峋特立的状貌显示出来了。“篁”是丛生的竹子,前面着一“幽”字写它的气韵,后面着一“绿”字写它的色彩,形象也很鲜明。牧童虽未加任何修饰语,而称之为“阿童”,稚气可掬;点明他手中的鞭子,动态亦可想见。尤其是以“觳觫”一词代牛,更为传神。按《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这是以“觳觫”来形容牛的恐惧颤抖的样子。画中的老牛虽不必因恐惧而发颤,但老而筋力疲惫,在鞭子催赶下不免步履蹒跚,于是也就给人以觳觫的印象了。画面是静态的,它不能直接画出牛的觳觫,诗人则根据画中老牛龙钟的意态,凭想象拈出“觳觫”二字,确是神来之笔。诗中描写四个物象,又并不是孤立处理的。石与竹之间着—“倚”字,不仅写出它们的相邻相靠,还反映出一种亲密无间的情趣。牧童与老牛间着一“御”字,则牧童逍遥徜徉的意态,亦恍然如见。四个物象分成前后两组,而在传达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气息上,又配合呼应,共同构成了画的整体。能用寥寥二十字,写得这样形神毕具,即使作为单独的题画诗,也应该说是很出色的.
但是,诗篇的重心还在于后面四句由看画生发出来的感想:这石头我很喜爱,请不要叫牛在上面磨角!牛磨角还罢了,牛要是斗起来,那可要残损我的竹子。这段感想又可以分作两层:“勿遣牛砺角”是一层,“牛斗残我竹”另是一层,它们之间有着递进的关系。关于这四句诗,前人有指责其“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的(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其实并没有评到点子上。应该说,作者对于石与竹是同样爱惜的,不过因为砺角对石头磨损较少,而牛斗对竹子的伤残更多,所以作了轻重的区分。更重要的是,石与竹在诗人心目中都代表着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磨损石头和伤残竹子则是对这种宁静和谐生活的破坏,为此他要着力强调表示痛惜,而采用递进的陈述方式,正足以体现他的反复叮咛,情意殷切。
说到这里,不免要触及诗篇的讽喻问题。诗中这段感想议论,除了表现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好和破坏自然美的痛心外,是否另有所讽呢?大家知道,黄庭坚所处的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党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在神宗时就已展开。哲宗元祜年间,新党暂时失势,旧党上台,很快又分裂为洛、蜀、朔三个集团,互相争斗。至绍圣间,新党再度执政,对旧党分子全面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哄争,初期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原则性,愈到后来就愈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严重削弱了宋王朝的统治力量。黄庭坚本人虽也不免受到朋党的牵累,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能够看到宗派之争的危害性。诗篇以牛的砺角和争斗为诫,以平和安谧的田园风光相尚,不能说其中不包含深意。
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如“石吾甚爱之”的上一下四,“牛砺角犹可”的上三下二)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