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是一首抒情小诗。“遣兴”即抒发情怀。韩愈是唐代大儒,一向积极用世,但此诗却写得颇具超世之姿,有道家之风。
诗的前两句“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 ,写自己一生只爱酒,酒给了自已欢乐,酒是知已。断送,当“陪送”讲,酒一生陪着自已。此时,韩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消极﹑沉闷的思想,这要联系当时韩愈的经历来看。元和十四年,韩愈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上《论佛骨表》,触犯“人主之怒”,差点被定为死罪,由于当时宰相裴度、崔群等朝中大臣极力说情,才免得一死,后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韩愈又上奏《论天旱人饥状》,要求减免灾区赋税,又遭佞臣所谗,再贬到“天下之穷处”的连州阳山当县令。韩愈如此连遭打击,此时发出这种感慨,就不难理解了。这两句诗,后来被黄庭坚在《西江月》中化用成“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黄庭坚同样表达了阅尽人世沧桑后的深沉感慨。
诗的后两句 “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 进一步说,人对各种事情不要忧愁,要能看得开,要将人间的事情比作做梦。这两句对仗工整,竟成一联。这一联,浓缩作者的人生体验,是他经受沉重打后的切肤之痛,颇有出奇制胜之妙与诙谐玩世之趣。
这首诗,表面看似消极,浮世,低沉,诗却用“遣兴”作题,意味深长。遣,排遣;兴,兴致。遣兴,消遣兴致。这反映作者梦喻世事,企求解脱与舍弃,充满了人生空幻的深沉喟叹,以及对整个人生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与探讨,更有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与凄凉,情真意切,肺腑之言。
这是唐代西北边民对唐朝名将哥舒翰的颂歌。此诗从内容上看,是颂扬哥舒翰抵御吐蕃侵扰、安定边疆的;同时也通过这个形象寄寓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理想和愿望。“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第一句是起兴,诗人用高挂在天上的北斗星,表达边地百姓对哥舒翰的敬仰。“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牧马,就其含意而言,也就是代指一切侵扰活动。自从遭到哥舒翰的抵御,吐蕃再也不敢越过临洮进行骚扰。
这首诗题为《哥舒歌》,哥舒之所以值得歌唱,是因为他戍边抗敌,保国为民。但是,作者并不从激烈的战斗中直接表现他如何英勇善战,如何机智果敢,用兵如神等等,而是通过侧面描写的手法来突出主题。诗的第一句就把哥舒翰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渲染出来。人民为何赞扬,吐蕃何故畏惧;过去吐蕃长驱直入,如今又为什么“不敢过临洮”,这都是宣扬哥舒翰的赫赫武功。可见这样的描写是很富于启发性的。“哥舒夜带刀”,这个“夜”字是颇有讲究的,它把起兴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把赞扬和崇敬之情融注于人物形象之中;同时又将边地的紧张气氛和人物的警备神态刻画出来了。“哥舒夜带刀”五个字干净利落,好像是一幅引人注目的人物画像。在那简炼有力、富有特征的形象中,蕴藏了一股英武之气,给人一种战则能胜的信心,而给吐蕃以“屏足不敢近”的威慑。因此,就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诗的主题来讲,“哥舒夜带刀”比起那种冲锋陷阵的形象更丰富、更传神,更能诱导人们的想象。
这首《哥舒歌》可能是经过修改加工后的作品,但是它那种朴实和巧妙、明朗和含蓄相统一的风格,依然显示出民歌的特色。
《度关山》一诗表现了曹操的政治理想。其内容讲的是执政者要勤俭、爱民、守法。曹操用法严峻,有犯必纠,这是一种法家精神,他反对滥用刑罚,提出要依法而行。曹操提倡节俭,《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不好华丽,后宫衣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俭为共德”是作者极力提倡的。
此诗开头直接提出“天地间,人为贵”,凸现了诗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接着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君主贤明,制定法规,全国统一,以奢侈为大恶,以俭朴为美德。退昏庸,举明智,官吏尽职,百姓安定,人口繁息,设立刑狱,执法正当。人与人之间,退让不争,上下相同,彼此亲爱。
全诗表达了诗人以“让”与“兼爱”为基础的大同思想,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思想,诗人并写两面,一是通过叙述古代君主治民的法则,认为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备者是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二是通过尧舜之间的对比,提出纠正“侈恶之大”的方式,即“俭为共德”,在此基础上,提出“让”与“兼爱”,即国君贤明,君民平等,执法公正,讼狱不兴的大同思想。从中可见诗人渴望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愿望。
这首诗在内容上,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蕴涵着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在写作上,除了采用正面颂扬的形式之外,“嗟哉后世”八句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比,肯定了民本思想,揭示了奢华造成的后果。
国维写词刻意求新,这首词可以说是一篇代表之作。它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词中写出了诗的格调和意境,二是在咏雁的旧题材中写出了前人没有写过的新内容。
古代的咏雁词,像张炎的《解连环》、元好问的《摸鱼儿》,也借对孤雁的伤感暗寓亡国之痛,但他们抒发主要是个人的悲哀,或者说至多是由个人遭遇引起的对国家的悲哀,而王国维这首词不同,它是一种沉甸甸的社会历史感,有一种生存竞争带来的血腥气味。可以说是一种洞察人类社会的眼光及由此而生的恻隐之心。这种哲人式的悲哀是王国维诗词中所特有的,在这首词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天末同云黯四垂”预示首大雪将临的同时云彩已经在天边密布,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是环境渲染,给人一种灾难将临的暗示。“失行孤雁逆风飞”又在说一个生灵不屈不顾风雪将至的危险仍独自在空中飞翔。仅此两句,已不同于前人常写的那些传书的雁或惊弦的雁。作为喻体的雁,逆风而飞目的是要寻找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雪。然而“江湖寥落尔安归”又在说严寒的冬天,江湖中已经没有适合雁子栖息的芦塘。
接着王国维在下半阕一转,没有接着写那些沉甸甸的东西,而是忽然变换了观察角度。“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一改上半阕的紧张、寒冷的气氛而变为轻松、温馨。这两句是对仗,上一句写射雁者的技艺和风采,下一句写殷勤体贴的妻子。当我们想到这血淋淋的“落羽”和“欢宴”中的佳肴正是那倔强的孤雁时,所有的轻松和温馨就全变成了沉重和寒冷了。但作者还嫌不够,又加了一句“今宵欢宴胜平时”。
《自君之出矣》是乐府旧题,题名取自东汉末年徐干《室思》诗句,《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自六朝至唐代,拟作者不少,如南朝宋时的刘裕、刘义恭、颜师伯,陈朝陈后主,隋代陈叔达等,均有拟作,唐代作者尤多,见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这些拟作,不仅题名取自徐干的诗,技法也仿照徐干的诗。雍裕之这首诗(《吟窗杂录》载辛弘智《自君之出矣》与此诗相同,并收入《全唐诗》),模仿的痕迹尤为明显。这首诗表现了思妇对外出未归的丈夫的深切怀念,其手法高明之处在于立意委婉,设喻巧妙,所以含蓄有味。
自从夫君外出,思妇独守空闺,整日相思怀念;平日梳妆打扮,都是为了让他看了满意,而今他走了,便不必再去对镜簪花了,她想:“这宝镜为谁明呢?”意思是宝镜既不为谁明,也就自然不明了,是“明镜暗不治”的进一层说法,比李咸用《自君之出矣》“鸾镜空尘生”说得更为委婉。这种表达方式,不只是徐干《室思》的继承和发展,其源可上溯到《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意思是:“妆扮美容,只是为丈夫;丈夫不在,何必梳妆?”这就是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的“女为悦己者容”,正表现了女子对于丈夫的忠贞。
思念夫君,就像陇头的流水,长流无极;听到陇水呜咽的流声,让人肝肠断绝,感伤悲泣。在徐干《室思》中,只是说“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是一般化的说法;雍裕之则将“流水”具体化为陇水,这就如同北朝无名氏的《陇头歌辞》中的句子:“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四野。”以及“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这首歌刻画了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的形象。“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因为暗用了《陇头歌辞》,便使所思念的夫君在外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内容,即在外过着凄凉漂泊的生活;这个“思”字,便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主人公简直要声泪俱下了。除了“陇头流水”的联想之外,这里还保存着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这一巧妙的比喻。这种比喻是将感情物化,即以有形的物体的形象来比喻无形的内心的情思。以流水喻思君之情,可以兼含多种意思:第一,以水流不断,比喻日夜思君,如“无有穷已时”即取此义;第二,以水流无限,比喻思妇情长。如李白“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以流水之长比喻情意之长,即取此义;第三,以流水呜咽,比喻情意凄切。如果说前二义可以在流不断与思不断、水无限与情无限之间直接找到“相似点”,那么水流呜咽与情意凄切便很难直接找到“相似点”,必须加以联想,由流水联想到水声,由水声联想到呜咽哭泣之声,由呜咽声再联想到感情的凄切。这是超越“相似点”的比喻,是“不似之似”,修辞学上称为“曲喻”。李贺《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即属于此类比喻。由于《自君之出矣》后两句的比喻十分巧妙,不仅化无形为有形,增加了诗的形象性,而且具有多种含意,这就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联想天地,使读者读了感到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