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的诗词中，有不少咏梅之作。前半盛赞梅花傲霜斗雪，凌寒独开，芳香四溢，暗喻诗人坚贞不屈、不与流俗合污的高洁品格；后半写诗人怀念远方友人，要折梅相赠而不能的神伤之情。全诗简朴、疏淡，含韵慰藉，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
“早梅发高树”，起句直写梅花，笔姿飞扬，醒人耳目。一个“发”字极富于神韵，不仅写出梅花绽开的形象，而且予人一种“能开天地春”（清人沈钦圻咏梅诗句）的生机蓬勃的感受，把早梅昂首怒放、生机盎然的形象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其背景高远广阔的碧蓝的天空，不仅映衬着梅花的色泽，更突出了它的雅洁，不同凡俗。高树，既是实写，又是诗人心中意象的再现，自喻行高于时人，并与下旬“迥映楚天碧"紧相粘连，构成一幅情景融和的意境。避望楚天，辽阔无际，明净的碧空映照着早梅发出的光泽，使人感到梅花分外娴静高洁。这两句诗，言辞简洁，而情波荡漾，深寓着诗人对早梅的赞叹之意。诚如王国维所说，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第一、二两句是描写梅花的外在之形，“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两句进一层刻画早梅内在的气质。尽管北风吹打，严霜相逼，而梅花仍然在寒风中散发着缕缕芬芳，在浓霜中增添着洁白的光泽。这两句诗一写“香”，一写“色”，集中地写出早梅傲视风霜，力斡春回的风格。“飘”字寓有四散的意思，王冕《墨梅》诗有“只留清气满乾坤”，用的也是这个意思。诗人咏梅，目的是为了抒怀，是为了言志。诗中梅花的品格也是诗人心灵的一种物化。
诗的下面四句，由咏物而转入抒怀，进而推出新意。当诗人看到早梅绽放的时侯，不禁怀念起远方的友人来，于是借物抒怀：“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往事如潮，涌上心头。他极想攀折一枝寒梅，赠与友人聊以表达慰勉的情意。可是转念一想，千里迢迢，山水阻隔，这是无法如愿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罪谤交织，群疑当道”， “故旧大臣”已不敢和他通音讯，在寂寞和孤独中艰难度日的柳宗元是多么思念亲友们啊！于是想到折梅相送，可亲友们远在万里之外，是根本无法送到的。这里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作为一个“羁囚”不能连累了亲友。透过字里行间，人们不难体会到诗人那种伥惘、不平之情。这两句诗，原是化用北朝陆凯《赠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诗意。都是叙写对故人的思念，但是两诗的情趣迥然不同，陆诗洒脱，柳诗沉郁。正是因为他们写诗时的处境和心情并不相同，情趣也就各异了。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两句诗是紧承上两句发展出来的，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诗人意识到，由于关山阻隔，时日过久，梅花势将枯萎凋零，于是喟叹“我将用什么去慰问远方的友人呢？”。柳宗元从梅的早开早落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境遇，不禁忧从中来。正因为忧其早开早落，所以柳宗元也是在自我勉励，自我鞭策。
这首《早梅》语言平实质直，不事藻饰，意脉若隐若现，艺术美和人格美的融和合一，形式的质朴，感情的其淳，流露出来的诗人的高洁、孤傲的情志。诗人以早梅迎风斗寒，昂首开放的英姿，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正直无私的胸怀，显示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表现了自己孤傲高洁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首诗用简朴、疏淡的文辞刻画早梅傲立风霜昂首开放的形象，抒写诗人的情志，状难写之物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的风骨与作者的人格融为一体，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委曲，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
这是描写一个歌女送“使君”进京情景的作品。开篇点明时间是在春末，本是橘树花朵还未尽谢的自然现象，在送别人的眼中却仿佛橘树也有人的心意，刻意地留几朵花以挽留将要远行的人。接下去点明“使君”是要去往京城，且前程似锦，暗示“使君”是一定要走的，又进一步显出送别人的复杂心情，一方面她是为“使君”高兴的，也希望他能有个好前程；另一方面也确实不舍得让他远离自己。
下片写饯行宴上，众人洒泪而别。因为难过，歌终于唱不下去了。有心事导致小酌几杯便有了醉意，大家终于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女子哭得泪水打湿了裙子。结尾二句表明心迹，将不会忘记“使君”，而那深深的思念，连赣江西畔的明月清风也会被沾染上的。
全词借景物抒情，又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江边送别图，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这是一首北宋初期的长调慢词。这首词比较纯粹地写酒宴场景，上阕写酒宴，下阕写酒宴应酬的歌女。词人宋感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难以兼得，因此劝大家要抓紧眼前时光享乐，以免分手后无处寻觅。这首词真实地写出了宋人歌舞酒宴的世俗场景，华丽辞藻间透着清雅之气。
上阕起句便提出对良辰美景的珍惜和留恋，然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四美”难以并俱，人生有限，良辰美景应该好好珍惜。试问，这其间又有多少赏心乐事可以兼而得之呢。开篇破题，点出了行文的主旨：人生苦短，应该珍惜有限的时光，珍爱生活。接着开始转到春日的风景描写。京城东郊，多园林池苑。徜徉其间，泛舟于碧波荡漾的莲池里，尽情地欣赏落日的余辉将亭台楼阁映照得金碧辉煌。夜露降临，晶莹的露水泻满了梧桐，岚霭轻柔地抚摩着绵绵的柳丝，绿荫浓郁，随风摇曳，这是一派多么美好的春景啊。此几句融情于景，呼应开篇“美景良辰堪惜”句。画堂高大华美，高朋满座，词客们衣着华丽，吟唱着高雅之调。人们尽情地欢聚．笙歌饮宴，灯火通明，珍馐美味，琳琅满目。
下阕重点描写歌姬舞女的声音和姿态，从侧面写出她们的美貌。起句描绘了筵席上艺人们出众的歌舞技艺：体态轻盈者，风度翩翩，宛若惊鸿；轻启朱唇者如莺歌燕语不绝如缕。一时间，轻歌曼舞，秀发如云，她们身姿婀娜，美妙脱俗。千万不要这么早就离开，当眼前的欢乐消逝后，又到哪里去寻觅呢。诸词客不要推辞，在明月好花间且一醉方休。不要将眼前的美好时光轻易抛弃。最后两句与首两句遥相呼应，主题愈发明确，表达出对于美好事物易逝的感慨，于及时行乐的欢乐中又有“此事古难全”的惆怅，全词在此处戛然而止，给人以欢愉的同时，也有着小的缺憾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寻，因而显得更为真实感人，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首词真实地写出了宋人歌舞酒宴的世俗场景。词中对人物、景物、场景的描写，极尽铺张渲染，摹声绘色，淋漓尽致，情文并茂，富丽精工。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