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写诗人归田园后在南山的山脚下种豆及豆子的生长情况。“草盛豆苗稀”这句：说明庄稼的长势并不是很好，而主人也没有刻意经营，没有认真除草，表明作者并不是为了生计耕种；侧面表现出他的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境界，也反映出他不追求所谓“正道”而追求自然的无拘无束。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说比做官要辛苦得多，可这是诗人愿意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在《归田园居》(一)中所说的那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诗人厌倦了做官，“守拙归田园”才是最爱。从“带月荷锄归”这一美景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来，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

　　这首词与《西江月·遣兴》一样，同为辛弃疾罢官后居于江西上饶时所作：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一首抒情小词。这首词作于公元1189年（淳熙十六年己酉），当时他已五十岁了。

　　辛弃疾的上饶新居，筑于城西北一里许的带湖之滨，登楼可以远眺灵山一带的山冈，所以他把自己的楼屋起名为集山楼（后改名雪楼）。这首词的开头三句：“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写的是他平时在带湖附近山冈上游览、栖息的生活。词中的松冈、茅檐、避暑、避雨，简练地概括了他在这里生活的种种生活场景。在这里，这样的日子他不知已经经历过多少次了，所以要问问“几度”句中特别点出一个“闲”字，实际上，不是作者闲情逸致的“闲”，对作者来说，是很可伤的。辛弃疾决不是贪“闲”而是怕“闲”的人，“闲”是被迫的。他总希望有早一日能回到疆场，为国效力，可现实生活又是他不能有所作为。正如陆游《病起》诗所说的：“志士凄凉闲处老”，他自己的《临江仙》词说的：“老去浑身无着处，天教只住山林。”接下来，作者写道：“醉扶怪石看飞泉，又来是、前回醒处。”具体写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作者抱负难以施展，心情抑郁，只好以酒浇愁。他酒醉未醒，走路时身体摇晃不支，只好扶着一块怪石，停在那里看飞泉，朦胧中以为这是新停留的地方，可酒醒后，发现还是前回酒醒之处，也还是经常止息的地方。这两句特写，从怪石、飞泉表现作者的热爱自然，更主要的是表现他的醉酒。所以要写他的“闲”和“醉”，着力点正在于表达他那无奈之情，他对朝政的失望。

　　不过，作者寓居乡下，鸿图难展，心情沉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他在上饶所作的一些词看，他谪居乡下的生活中，也有亮丽的一面，而这两者都是真诚的，都是来自他的高尚性格的。由于后者，使得他在农村中，不但有热爱自然的感情，而且也有热爱农村生活、热爱劳动农民的感情。这首词的下片，正是表现了这种感情。“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写农民婚娶的欢乐、热闹情况。这和作者孤独地停留在山石旁的寂寞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足以令他格外感到寂寞的。但作者的心情并非如此，他分享了农民的欢乐，冲淡了自己的感慨，使词出现了和农民感情打成一片的热闹气氛。“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作者以这两句结尾，写出了为农民的稻谷丰收在望而喜慰，代农民感谢夜里风露对于稻谷的滋润。这样，他就把自己的整个心情投入到对农民的爱和关心。

　　总之，这首词在描写闲散生活时透露身世之痛，在描写农民的纯朴生活中，反映了作者的超脱、美好的感情；情境交融，相互衬托，使词的意境显得十分的清新、旷逸。

　　此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起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秦娥”，泛指京城长安的一个美丽的女子。《方言》卷二云：“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梦断”，谓梦被箫声所惊醒。这里反用《列仙传》所载萧史与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萧史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妻，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所打断，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一个“咽”字，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断”字，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丽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秦娥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令之中，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发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进层刻画。“灞陵”，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附近有灞桥，为长安人士送别之所。《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灞陵”一作“灞桥”。“灞陵伤别”，是由柳色触发的对当时分别情景的回忆，它既补明了“梦断”之“梦”乃是与远别爱人相聚的好梦，更为下阕结句的描写埋下了伏笔。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类道尽，境界顿然阔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曲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这两句紧承“伤别”，描写秦娥登原望信而不得的景象。“乐游原”在今西安市南，居全城最高处，四望宽敞，可瞭望全城和周围汉朝的陵墓；这里写秦娥登临远望的地点。“清秋节”，点明是清凉的秋季，既补写上阕没有明写的时间，又点染冷清寂寥的气氛。此时此地，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咸阳”，乃秦朝京城，至汉、唐时从京城长安往西北经商或从军，咸阳为必经之地；“古道”，年代久远的通道，一个“古”字唤起人们对古往今来多少过客的不尽联想，前人喻之“语境则‘咸阳古道’”(引江顺诒《词学集成》)，正说出其境界之寥廓。“音尘绝”，见于蔡琰《胡笳十八拍》之十：“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音尘”本谓声音与尘埃，后借指信息；“绝”，断绝。这三字，不仅写尽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音尘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只有在肃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此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详见《三辅黄图》)，而身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音尘，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阕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

　　此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陆游说：“唐自大中以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花间集跋》）。诗风与词风自身存在着交错否定之趋势。

　　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掷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率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毋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诚在五代花间未见，亦非歌席诸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

　　这首诗在艺术构思上颇有独到之处。作者不是像《国风·邶风·谷风》那样采用如泣如诉的怨愤之语出之，也不是像《卫风·氓》那样采用回忆倒叙的方式出之，而是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巧遇场面，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一对离异之后的夫妇的心理状态和各自的感受，从而鞭挞了喜新厌旧者的灵魂，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夫权。诗用叙事之笔开头：“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从“故夫”一词，可以知道“采蘼芜”的主语是弃妇。古人认为佩蘼芜可以多子。弃妇于此物本无所用，而现在上山采摘，暗示她已经再婚。在她满载而归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故夫”。巧遇时的情状如何，诗中没有直说。但“长跪问故夫”一语，侧面说明“故夫”的脸上颇有几分惭悔之色。若是怒目相向，则弃妇就决不会“长跪”相问了。弃妇被无端遗弃，缘“故夫”的喜新厌旧，所以这次巧遇，她倒要故意问问新妇的情况了。

　　“复何如”，犹言又怎样，话中不无谴责之意。“故夫”于惭悔之余，不得不以实情相告。“新人虽言问”，尚属自我解嘲语，忸怩之态可掬；“未若故人姝”，才是真切语，懊悔之情如见。“颜色类相似”句，活画出喜新厌旧者的心理。当初弃妇被逐，自是“颜色”不如“新人”之故。而“新人”入门既久，渐成旧人；弃妇转嫁他人，已成他家“新人”。“故夫”以喜新厌旧之目光视之，转觉己之“新人”，与已成他家“新人”之弃妇，颜色无复区别，岂止无复区别，从“手爪不相如”一句，知“新人”亦已招厌。“新人从门入”两句，余冠英有精辟的分析：“两句必须作为弃妇的话才有味，因为故夫说新不如故，是含有念旧的感情的，使她听了立刻觉得要诉诉当初的委屈，同时她不能即刻相信故夫的话是真话，她还要试探试探。这两句话等于说：既然故人比新人问，你还记得当初怎样对待故人吗？也等于说：你说新人不如故人，我还不信呢，要真是这样，你就不会那样对待我了。这么一来就逼出男人说出一番具体比较。”（《乐府诗选》）这段分析，从语言环境和人物心理两方面揭示了文字之外的丰富的潜台词，因而是耐人寻味的。

　　“新人工织缣”以下六句是故夫从新妇的女工技巧不及前妻，怨“新人不如故”。这六句具体比较，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一般来说，女子被休弃，总是要蒙受恶名的。古时有所谓“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的“七出”之条（参《大戴礼记·本命篇》）。这位妇女的被休弃，看来与七条都不沾边，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喜新厌旧者要抛弃妻子，可以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如手脚笨拙，劳动偷懒之类。现在通过“故夫”自己的口来与“新人”作比较，说明弃妇手脚不笨，劳动并不偷懒，这就使弃妇蒙受的恶名完全被洗刷了。诗写到这里已表现出她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再者，喜新厌旧心理在封建社会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心理所以能在男子身上发展到无所顾忌地赶走妻子、另寻新欢的地步，不能不说是封建制度赋予男性以夫权的结果。此诗特意让男子自述其行为的乖张无理，实际上是对封建夫权的不合理作了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最后六句的男子比较之词，不仅使弃妇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而且全诗的主题思想也深化了。另外，截取巧遇场面虽适宜于描写眼前事，却不易展示诗中人物与事件的过去和未来；而篇末让男子作一比较，不仅弃妇过去的生活情况、劳动态度与所遭不幸，一切了然，而且连“新人”今后将遭受何种命运，亦可大致预见。故此种匠心安排，使时空领域大为开拓，而作品的容量亦有逾常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