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此诗在内容上受曹植《白马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幽并少年驰骋捷疾、技艺精妙的描写,及对其爱国精神的赞颂,表达了诗人希望为国立功的政治理想。诗中善用典故,如“石梁”、“惊雀”二句,利用古人古事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射者膂力之大和技术之精。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首二句开门见山,总写幽并少年的豪侠尚武精神。杰出诗人曹植著名的《白马篇》乐府,歌颂一位武艺高强的民族英雄,其首四句说:“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幽并”,指我国古代的幽州和并州,在今河北和山西一带,二州民俗强悍,自古多豪侠慷慨之士,所以鲍照借托出自幽并的少年英雄,以表现其来历不凡,并拟曹植诗首四句意。笔墨简洁精练而引人注目。
中间八句,紧承发端二句,转入对“好驰逐”的少年的正面而具体的描绘,重在“骑射”二字上进行生发。先写他的装束:“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毡带”,毡制的腰带;“鞬”,盛弓的弓袋;“象弧”,用象牙装饰的弓;“雕服”,雕着花纹的箭袋。二句说此少年的毡制腰袋上系着两只弓袋,雕花的弓袋上插着用象牙装饰的弓。后句不说弓袋而说箭袋,乃是修辞中的互文。(参见刘履《选诗补注》)《三国志·董卓传》说:“卓有才武,旅力无比,双带双鞬,左右驰射。”这里借用之。这是任武少年装束的主要特征,表现此少年英雄的飒爽英姿,也暗示了他的勇武强建,人物形象从而得以突出。其后写他的“骑”:“兽飞带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
“兽肥”句交待时间,是飞马奔驰的大好时光,英雄用武的最佳时机。“飞鞚越平陆”,“鞚”,马勒,这里指代马。此句正面描绘英雄在兽肥草短的畅好带色背景下跑马如飞,度越平川的威武雄壮形象。
“朝游”二句则更具体夸饰英雄的骑术神速精妙。“雁门”,指雁门山,今山西右玉县南;“楼烦”,汉县名,今山西原平县东北。二地皆为西汉时的边防要塞,因此诗以“拟古”为题,借汉事以喻时事,故而用此,且下文又有“汉虏方未和”之句。同时,此二地与所写“幽并”少年又正相合,显得合情合理。雁门与楼烦相距甚远,而此少年英雄却能朝游雁门,暮还楼烦,突出地表现了他骑术的高超和气势的不凡。
再后又写他的“射”:“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石梁”,石堰或石桥,句用带秋宋景公事,据《阚子》载:“宋景公使工人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迟也。’工人对曰:‘臣不复见君矣,臣之精尽于此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台,援弓东面而射之,矢逾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东,其余力益劲,犹饮羽于石梁。”说宋景公所射箭的余力尚能射入石堰,这里借以形容少年英雄有景公般的强劲膂力和劲硬锐利的弓箭。“惊雀”句用后羿事,据《帝王世纪》载:“帝羿有穷氏与吴贺北游,贺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杀之乎?’贺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误中右目,羿抑而愧,终身不忘。”说后羿射雀能使雀没有完全的双眼,这里借以表明此少年有后羿般的精妙射技。以上虽仅仅写了骑射两方面,却概括了他的全部勇武,表现了一不平凡的英雄形象。正如此,他在下文表示立功边陲的愿望才显得那样自然。曹植《白马篇》:“宿昔秉良弓,梏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即着重从骑射两个方面去表现幽并游侠的武艺高强,对此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诗写到此,少年英雄的勇武形象已推到极点,但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的英雄形象却只完成了一半,其最可宝贵的精神境界正有待去表现。结尾四句正通过任武少年自述其愿望,表现了这一方面。在外寇未灭,边城在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紧张形势之下,英雄表示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的愿望。“白羽”,箭名;“虎竹”,指铜虎符和竹使符,都是汉代国家发兵遣使的凭信。符分两半,右符留京师、左符给郡守或主将。末二句说少年表示要留一白羽箭,愿分符而为郡守,立功杀敌,奋战疆场。至此,诗的主题引向了最高层,一个高大勇武的爱国英雄的形象屹立在读者面前。
作者生活的年代,正是北方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力量强盛,向外扩张时期。由于北魏对宋的频繁入侵,从而造成了宋魏边界战争的连年不断。因此,此诗并不是单纯的拟古,而是托古讽今,借以寄托诗人理想,也反映了当时多数人收复失地,安定边疆的愿望之作。在诗中,读者不仅看到了一个少年英雄的高大形象,也看到了一个“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陆时雍《诗镜总论》)为国家民族存亡而大声疾呼的爱国诗人的奕奕神采。
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虽然不如先秦诸子或唐宋八大家那样引人注目,却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如开放在深山石隙间的一丛幽兰,疏花续蕊,迎风吐馨,虽无灼灼之艳,却自有一段清高拔俗的风韵。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开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集子中凡纪昔游之作,大多标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这里标“崇祯五年”,也是如此。“十二月”,正当隆冬多雪之时,“余住西湖”,则点明所居邻西湖。这开头的闲闲两句,却从时、地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紧承开头,只此两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通过听觉来写,“湖中人鸟声俱绝”,写出大雪后一片静寂,湖山封冻,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噤得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冻结了。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寒意。这是高度的写意手法,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画出了大雪的威严。它使我们联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这幅江天大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独有一个“钓雪”的渔翁。张岱笔下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却正是人的听觉感受,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柳诗仅二十字,最后才点出一个“雪”字,可谓即果溯因。张岱则写“大雪三日”而致“湖中人鸟声俱绝”,可谓由因见果。两者机杼不同,而同样达到写景传神的艺术效果。如果说,《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张岱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作映照。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
“是日”者,“大雪三日”后,祁寒之日也;“更定”者,初更时分,晚上八点左右,寒气倍增之时也。“拥毳衣炉火”一句,则以御寒之物反衬寒气砭骨。试想,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竟有人夜深出门,“独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迥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独”字,正不妨与“独钓寒江雪”的“独”字互参。在这里,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其所以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幽愤吗?
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 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一片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迭用三个“与”字,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作者先总写一句,犹如摄取了一个“上下皆白”的全景,从看雪来说,很符合第一眼的总感觉、总印象。接着变换视角,化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特写镜头:“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等等。这是简约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作者对数量词的锤炼功夫,不得不使我们惊叹。你看,“上下一白”之“一”字,是状其混茫难辨,使人惟觉其大;而“一痕”“一点”“一芥”之“一”字,则是状其依稀可辨,使人惟觉其小。此真可谓着“一”字而境界出矣。同时由“长堤一痕”到“湖心亭一点”,到“余舟一芥”,到“舟中人两三粒”,其镜头则是从小而更小,直至微乎其微。这“痕”“点”“芥”“粒”等量词,一个小似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景物的变化,使人觉得天造地设,生定在那儿,丝毫也撼动它不得。这一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太仓米”的深沉感慨。
下面移步换形,又开出一个境界: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意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二客“见余大喜”;背面敷粉,反客为主,足见其用笔之夭矫善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一惊叹虽发之于二客,实为作者的心声。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流”。二客“拉余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知己之乐,似乎给冷寂的湖山增添了一分暖色,然而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这有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慰藉罢了。“焉得更有”者,正言其人之不可多得。“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知己。“强饮”者,本不能饮,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是金陵人,客此。”可见这二位湖上知己,原是他乡游子,言外有后约难期之慨。这一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鸿爪,转眼各复西东。言念及此,岂不怆神!文章做到这里,在我们看来,也算得神完意足、毫发无憾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复笔写了这样几句: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读至此,真使人拍案叫绝!前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相浸染,把一个“痴”字写透。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是以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喃喃”二字,形容舟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文情荡漾,余味无穷。痴字表明特有的感受,来展示他钟情山水,淡泊孤寂的独特个性。
这一篇小品,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偶写人物,亦口吻如生。淡淡写来,情致深长,而全文连标点在内还不到二百字。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它所流露的孤高自赏和消极避世的情调,我们不应盲目欣赏,而必须批判地对待和历史地分析。
“列炬”这个词出于杜诗的“列炬散林鸦”,本是写除夕守岁之后打着灯笼火把出去拜年。王国维多次用这个词,有的是写除夕,如《八声甘州》的“列炬严城去”;也有的不是,如这首词提到“月中薄雾”,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所以显然不是描写除夕景色。王国维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以灯笼火把的“动”来衬托六街月夜的“静”。从“列炬归来酒未醒”到“六街人静马蹄轻”和“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是一种环境和气氛的转变,其意境颇似冯延巳《抛球乐》的“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人罗衣贴体寒”。二者都是从繁华热闹的人间生活转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从中体现出内心的一种感受。“酒未醒”也就是“兴未阑”,正由于兴未阑,所以感觉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别冷清,只剩下马蹄的声音伴随着自己。
“月中薄雾漫漫白”和“桥外渔灯点点青”都是现实的写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层迷蒙的白雾;苏州多水多桥,此时雾中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影子,惟有远处水边桥外有渔船上的几点灯光在这静谧迷蒙的画面深处闪闪发亮。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月下风景。月下的景色是朦胧的,“酒未醒”的朦胧醉眼在朦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闪一闪的光亮,由此联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在自由地捕捉那一点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边的写景中已经有了这种隐约的暗示,所以过片的“从醉里,忆平生”就承上启下,顺理成章了。从醉里忆平生和清醒时忆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时有许多理性考虑的干扰,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够真实;而在喝醉的时候内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约束,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那么作者对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峥嵘”本来是山峰高峻的样子,作者用它来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的理想只是取得个人温饱也许是容易满足的,但实际上人除了要求温饱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说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辅佐舜的贤臣,而尧舜时代则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战乱时代,以一个“布衣”的身份而怀抱有这样的理想,其不现实可想而知。可是他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为实现我这个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贫穷的,直到晚年,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况下,他还在为国家的战乱和人民的流离而悲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搂》)这是“窃比稷契”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恼。王国维也是一个关怀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进一步,他还渴望解释人生。然而,人生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索真是自寻烦恼,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可怜”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既有“值得怜悯”的意思,也有“可爱”的意思。因“心事太峥嵘”而造成一生的苦恼,值得自怜;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虽苦犹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怜还是自傲,那种分辨是理性的事,现在他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这感觉里不知不觉地就渗透了作者清醒时意识形态里所存在的那种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归途中有了这种对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御风而行,轻而易举地就“摘得星辰满袖”。天上的星辰,象征着光明、高远、晶莹、皎洁,在现实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梦中却能够“摘得”,而且“满袖”。那种达成意愿的圆满,那种无求无待的自由,真是一个人在清醒的现实之中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平生从来都没有过反省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梦;一个除了物欲与金钱之外再也没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梦。可以说,“摘得星辰满袖行”不但是对“心事太峥嵘”的一种形象化的解释,而且流露出一种潜意识里对理想的坚持。
然而,“更堪”这个词却是一种理性的反映:高远的理想给人的一生带来的只有失望和痛苦。梦中的理想越是美满,梦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够再受得了。梦中的意气风发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个结尾余音袅袅,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词的那种朦胧与清醒、豪放与怅惘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微妙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