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才在苦恼今年稻谷熟得这样迟，还指望不久就有秋风起。
谁知秋风起来时，还夹着劈头瓢泼的大雨。风雨不歇地下潮湿，耙头镰刀都长出霉衣。
眼睛哭干泪哭尽，老天爷还是下雨不肯停。哪里忍心看着黄金金稻穗泡在泥地里。
个把月来搭个茅棚棚田埂上睡，天转晴赶紧收谷用车儿运回。
满身汗肩头压得通通红，买谷人还价就和买糠碎米一个样！
没办法只好卖牛去交税，没烧的只有拆屋来煮吃的。目光短救眼前急还不知行不行，哪里想得到明年还会不会有饥荒。
官家眼下要的是钱不要米，说是要用钱亲近那西北边的羌人儿。
都说满朝里都是好官吏，到头来我们百姓反倒更遭罪。无路可走活不下去受不了这个苦，想去想来不如跳河一死做个河神妇。
注释
吴中：指江浙一带。贾收：字耘老，乌程人，苏轼的朋友，著有诗集《怀苏集》。
粳：俗称“大米”，亦名“秔”，稻谷的总称。
庶：差不多。
泻：倾泻。
杷：同“耙”，翻土的农具。
出菌：发霉。
镰：收割谷物和割草的农具。
衣：这里指铁锈。
眼枯：谓泪水流尽。
忍：这里指不忍。
黄穗：成熟的稻穗。
茅苫：茅棚。苫，草帘子。
赪：红色。
粞：碎米。
龚黄：龚遂、黄霸，均是汉代宽政恤民的清官。这里借指推行新法的官员，是反语。
河伯：指河神。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深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使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卖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的《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的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的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卖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的，则家家卖的；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卖。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使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使，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的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卖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首入律的七言古风，全诗十二行，以韵脚转换为标志，分为三层。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这两个比喻句，与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一机杼。“捣麝成尘”、“拗莲作寸”，显示所受戕害凌迟之难忍。但尽管如此，仍然“香不灭”、“丝难绝”，尤见情意绵邈，之死靡它。然而这所咏相思，却非儿女私情。三、四两句“红泪文姬洛水春，白丝苏武天山雪”，均为倒文，意思是：文姬红泪如洛水春汛，苏武白丝似天山雪峰。天山与洛水，一在塞北，一在中原，两句互文见义，同是身在匈奴，心在汉朝的意思；血泪如涣涣春水，白丝似皑皑雪山，则以富于浪漫色彩的奇想，极写苦恋父母之邦的浩茫心事。以上是诗的第一层，借比喻、典故，渲染故国之思，是进入正题前的序曲。
第二层四句：“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虏，欲吹羌管先汍澜。”运用对比手法，写高纬纵欲亡国，是全诗的主体。“君不见”，是七言古诗的句首语，用在首句或关键处，起呼告及引起注意的作用。这一层，前两句写齐亡以前。“无愁”，讥讽高纬临危苟安，终日耽于淫乐：“花漫漫”，形容豪华奢靡，一片花花世界。齐都邺城临漳水，故云“漳浦”；宴余夜深，清露生寒，既表现宫廷饮宴之无度，又借宴后的沉寂反衬宴时的热闹，令人想像那灯红酒绿、鼓乐喧阗的狂欢场面和主醉臣酣、文恬武嬉的末世景象，终究不无终了之时。后两句写齐亡之后，高纬君臣在长安为北周阶下囚，终日忍辱饮恨，往事不堪回首；偶以羌笛寻乐，也只是徒然引起漳浦旧梦，曲未成而泪先流。汍澜，承“红泪文姬洛水春”行文，意谓高纬在北国的处境比蔡文姬在匈奴更加难堪。
第三层前两句“旧臣丝鬓霜华早，可惜雄心醉中老”，照应“白丝苏武天山雪”，写北齐遗民的亡国之恨。当年那些邺都旧臣，空怀复国之心，苦无回天之力，只好深居醉乡，借酒浇愁，一任岁月蹉跎，早生华发，着实可叹可怜。后两句“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暗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万古皆然，对晚唐统治者敲起警钟。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自然界的春天岁岁如期归来，邺城繁华的春梦却一去不返，唯见连天荒草在凄风冷雨中飘摇，与当年“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的盛况互相映衬，令人油然而兴今昔沧桑的慨叹，并从中悟出盛衰兴亡之理。全诗以景物描写作尾声，含有余音不尽的妙趣。
这首诗对腐败的晚唐统治集团不失为一剂有力的针砭，不过这种针砭并未引起统治集团的警醒。
这首七古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缘情造境，多方烘托。诗的主旨在于揭示高纬亡齐的历史教训，而歌咏此事的诗句却只有六句，下余六句，开丝四句和结尾二句都是为渲染亡国之恨而层层着色的：先以麝碎香存、藕断丝连的比兴，写相思的久远；再用蔡文姬、苏武羁留匈奴的典故，写故国之思的痛切；而在叙述北齐亡国的血泪遗事之后，更越世代而下，以“邺城风雨连天草”的衰败景象，抒写后人的叹惋感伤。这样反复地烘托渲染，从时间、空间、情思各方面扩展意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形象，增强了抒情色彩和感染力量。
这是一首反映妓女内心痛苦的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写出。她诉说的对象，看来是一位属意于她的青楼过客。曲江是唐都城长安郊外的著名旅游胜地。女主人公自比“曲江柳”，当时就近取譬，可知她是长安的妓女。
作品开门见山。开头直截了当地奉劝那位男子不必多情。所谓“心偏”，相当于现代北方话的“死心眼”。后三句写出了女子这样决绝的原因。
从词中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那位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是感激的；惟其感激，才投桃报李，坦率相劝。那男子，也许还是一个初涉青楼的年轻后生，不谙世事；而这女子，却是一位老于风尘的过来人，懂得生活的严峻。
她用否定的语气说出的“恩爱一时间”，表明她对于坚贞的爱情是向往的。但自己身为烟花女子，只有卖笑的义务，没有被爱和爱人的权利。她对那男子直言不讳，足见她心地善良，也说明了现实的黑暗和她作为妓女的深刻不幸。她拒绝了那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也等于认可了自己永远不肯能得到真正爱情的不幸处境。
词中用比喻的手法，代替直接的叙述，是民歌惯用的手法，既贴切、形象，又符合妓女的身份，富有民歌的色彩，表明它是出自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之口。以青楼女子的口吻，奉劝男子不必多情，并以柳树自喻，表明自己沦落风尘的悲凉处境。此词一说是青楼女子对随意玩弄她们的男性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这首小词不仅内容可取，而且结构相当完美。前人说“真诗果在民间”（李梦阳《郭公谣序》），此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