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概述屈原身世、名字、德操为开篇，倾诉了屈原空怀美德而不被信任任用的苦闷，以及被楚王放逐以后思君、念国、怀乡的情怀。全诗以浪漫之笔调，借古人之杯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这首诗一共可以分为四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并光明于列星”。这一层，如屈原《离骚》的开头一段，夸耀屈原的血脉、身世、高贵的出身、姓名、美好的德行。如果，换了一个人这么说，那一定是狂妄的自我标榜。但这是屈原，凸显了屈原对自己极高的自我期许，同时，也是空前的自我要求。实际上，这也是屈原宁屈不弯、宁肯投江也不能不肯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得过且过的心理基础。
第二层是从“吸精粹而吐氛浊兮”到“躬速速其不吾亲”。这一层描写了屈原由于不愿意同流合污，导致受到权贵的排挤，受到奸邪的中伤。但屈原真正痛苦、忧伤、郁闷、失意和愤懑的，是失去了楚怀王的信任。而这，是屈原对自己原先特别期许为国分忧的高贵品德所不能容忍的。
第三段是从“辞灵修而陨志兮”到“魂长逝而常愁”。这一层描写了屈原在流放过程当中的情感跌宕，正因为屈原有着高洁的品德，却遭逢混乱浊世，为庸众所排挤，为谗佞所中伤，为昏君所不信，报国无门，志不得申，所以屈原更感到示意和伤感。
第四层是从“叹曰：譬彼流水”到末句。整段就是一个意思：表达了屈原为国砥柱，矢志不渝，宁死不屈的高贵精神。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征南诏这场战争是杨国忠把持朝政，为博名邀功而随意派遣边鄙一太守盲目攻击周边弱小民族的冒失行为。事先没有经过仔细调查，事中又不能随机应变，导致了这场战争大败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内幕则不是高适所能深知，或者虽知而不敢言，但诗中所描述的山穷水尽的情形，所歌颂战士们无所畏惧的气概，的确荡气回肠，足以警戒世人，发人深省。
在这首诗中，诗人目的不在分析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成败得失，而在称赞战士们为国赴难，不顾自身安危的慷慨激昂的感人举动。但诗人选取这么一个材料，却只是为了表达如此片面的见解，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十分书呆子气，给人一种本末倒置之感，这自然是诗人见识为时代和自身经历局限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