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注释
这首写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东冈上归。高亭久废，不再供人游赏，而是用来养鱼的地方，一开头就给人以荒凉之感。
“暮色千山入”即“暮色入千山”，写天已晚，为“归”作铺垫。“春风百草香”，写春已残，故春风送来的不是花香而是草香。
“市桥人寂寂”，应“暮色”句，因天将暮，故市桥人散。古寺即乾明寺，“古寺竹苍苍”应“春风”句，因春已残，故再也见不到“杂花满山”，但见苍苍竹木而已。高亭久废，暮色初临，市桥人散，竹木苍苍，都给人以冷落寂静的感觉。
最后两句的写法与前一首相似，以鹳鹤号鸣，反衬市桥沉寂。正因为万物俱寂，突然出现的鹳鹤声如同充满了暮色苍茫的整个天空，听起来更加凄厉。白居易《琵琶行》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句，苏轼这里的艺术效果则相反，是“此时有声胜无声”。这正是哀号无告的苏轼贬官在这寂寞江城的生动写照。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这首词载于《敦煌曲子词》中，此词上片写船夫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舟中人行船所见。全诗篇幅不长，却多变化，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
起首“五两竿头风欲平”，是说原先船停泊在避风的港湾，好容易从候风器测知风向。五两，古代候风器。楚人候风器用五两鸡毛制作而成，悬挂在五两竿头，借以窥测风向和风力。李白有《送崔氏昆弟之金陵》诗“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可证。风欲平，谓风力转弱，是为风向改变的前兆。复以“长风举棹觉船行”紧承上句。长风，大风，此指顺风。举棹，打桨。顺风挂帆，又是打桨。“觉船行”，着一“觉”字，其费劲缓慢可想。“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船到江上，不需举手之劳而船在乘风破浪，顺利行进。
换头“船眼风光多闪灼”，波光明灭，闪烁不定。不说船行进的快速，而以“看山恰似走来迎”，化静为动，着重写出船行山迎相对运动的感觉。山，原本岿然不动，由于舟船行驶，映入舟中人眼帘的是仿佛山在迎面走来。这种疑动式是由视官造成的心理错觉。审美主体赋予静止的审美对象以动感，可以增强诗词展现的画面的趣味性。这在古典诗歌中用得较多，比如梁元帝萧绎《早发龙巢诗》：“不疑行舫动，唯见远树来。”庾肩吾诗句也有“只认己身往，翻疑彼岸移”（《随园诗话》卷三引）。李白《望天门山》有“两岸青山相对出”句。这些都是描写一种疑动的境界。但，在曲子歌辞里却并不多见。而此篇写得又早，弥觉可贵。煞尾又说：“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兜底点破，未免失之过于直露。
这首词上片写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行船所见。乍看起来仿佛纯在写景，只字未及船夫的心情。其实不然。诗贵含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载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语：“情在词外曰隐。”所谓“隐”，不是一目了然的正面直说，而是借物达意，深文隐蔚，馀味曲包。这首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押韵自由，“行”字韵重复又重复，却又非独木桥体，这是早期民间词的特点。
考场失意，千百年来就是读书人心中永远的伤痛，无数士人在仕进之旅中尝尽辛酸。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将这种情绪诉诸笔端。常建的《落第长安》和无名氏的《杂诗》就充分刻画了金榜无名的失望和痛苦，无颜归家的无奈与悲伤。
隋唐以后，科举考试成了大多数封建士子的唯一仕进之路。由于进士科的地位重要，中不中进士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诗人杜甫由于屡试不第，所以终生潦倒；章孝标落第后，有一首归燕诗：“旧梁危巢泥已落，今年碍向社前飞。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反映了落第举子凄凉徬徨的心态。然而常建的这首诗不同，整个情绪是高亢的，表达了诗人发愤雪耻的决心，反映了开元盛世那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
“家园好在尚留秦”的意思是：我的家园依旧还在长安附近的秦地。这突兀其来的起句，分明是在回答别人的疑问，人们都知道，进士科竞争十分激烈，绝大多数应试者要被淘汰，那些天南地北、远离家乡的落第者中，肯定有一大部分举子客居长安，以待明年再试的。杜甫为求功名就是困守长安十年的。但是对于家在秦地的常建来说，滞留长安显得不合情理，可能会有外地的举子向他发出了疑问：你大概迁徙到外地了吧。为什么不回家呢？所以诗人起句就先回答这一个问题，接下来再作解释。
二、三两句写落第后的心理活动。古人说“知耻近乎勇”。“耻”字表现了诗人承认失败、不甘心失败的巨大勇气。第三句的“笑”有歧义，有人解为嘲笑，意谓“托言莺花笑人”。但这样的话，结句就纯属消极躲避了。其实莺花笑是莺啼花开的意思。初唐岑羲有“花笑莺歌迎帝辇，云披日霁俯皇川”的诗句。莺花是春日里可供赏玩的代表景物，与结句“春”呼应。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诗人是说唯恐碰上故里莺花烂漫的春光，因为它容易触起往日的游兴而蹉跎岁月，进而会造成再试不第的尴尬局面，故尔主动回避。这是由“耻”转生的危机感、恐惧心。
在这两重心理活动的基础上，才有结句的决心：家在思耻而不返，“且在长安度一春”。可想而知，这一春是客居求静、闭门苦读的一春。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常建终于进士及第，如愿以偿。失败是成功之母；结合常建生平理解这首诗，似乎可以领悟到一些人生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