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城窄被山包围，很压抑，端午节涨水，漓江宽阔，江中的洲子局部被水淹没就产生诗中的“江宽地共浮”现象，作者写的是景，对桂林的印象。也表达了作者的心镜。当时诗人受朝中“牛(僧孺)李(德裕)党争”的牵累，被排斥出朝，随好友桂管观察使郑亚来到桂州，任掌书记闲职，心头自有一番滋味。北宋诗人黄庭坚流放宜州，路过桂林，也为秀丽的桂林山水所吸引、所陶醉，忘却了自己的不幸，写出了《到桂州》：“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蹶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干峰何！”诗中所提到的李成、郭熙皆为著名画家。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这两句中“箫鼓”就是扒龙船中的唢呐及龙船鼓。他刚到桂林，对桂林龙船习俗不了解，旧时扒龙船，有在庙里日夜唱龙船歌，唢呐、鼓、锣伴奏的习俗。“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箫鼓的声音从不停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祈求呢？真实描述了作者的思索。李商隐的诗句告诉大家，他当时就住在龙船庙附近，近漓江，周边有山，西北有高楼。
桂林至阳朔的百里漓江，碧水萦回，奇峰夹岸，不仅有“山青、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四观。这些在文人诗作中也都有表现。如唐代许浑《送杜秀才》诗曰：“桂州南去谁与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朝霞辉映，绿草千里，斜阳光照，船帆半挂……整首诗如一幅艳丽的水彩画。明代俞安期《漓江舟行》，写出了躺卧小舟漂流漓江的奇妙境界：“桂楫轻舟下粤关，谁言岭外客行艰？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枕下流水潺潺，枕旁峰峦渐去，令人神往，令人眷念。清代张联桂《望桂林阳朔沿江诸山放歌》，则描绘了漓江雨后的动人景象，诗中曰：“须臾雨过云亦散，依旧万朵青芙蓉。
罗隐这首咏物诗，为古代咏牡丹的名作。
“艳多烟重欲开难，红蕊当心一抹檀。”诗的开头两句是说：牡丹花在园中蓓蕾初放，光彩照眼，然而雾气笼罩着它，似乎难得开大；就开放的花朵来说，花瓣一片粉红，当小包着深红的花蕊，十分好看。这两句是总体上写牡丹的外观。诗人不完全限于对其外形、色彩的刻画，而是置之于自然环境之中，写它给人的直觉印象。它颜色鲜亮，富有光艳，却被一层云气包裹，如轻纱中的美女，更具诱人的魅力。
“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前句是写瓶中的牡丹；后句是写插在美女鬓上的牡丹。醉眼所见及镜中所映，皆有失于真。在那些富贵公子、千金小姐们看来，这牡丹能在他们的金瓶之中、云鬓之上，真算得“富贵花”、“花中王”了，而实际上，这却并不合于花的本性。
“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当庭始觉春风贵”，这一句是写庭院中的牡丹。是说只有种在庭院之中，才能显出它的魅力，竟至使得春风更惬人意，使得春天真正显示出它动人的容貌。古人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蝴蝶可以显示春风的婀娜美妙，牡丹花就更是这样。“带雨方知国色寒”，则是写雨中的牡丹。牡丹被称为“富贵之花”，是因其本身的花繁朵大，色彩艳丽，并非由于上了富贵人的金瓶、绿鬓。它不但能使大自然更美，而且也只有在自然的变化中，才能显示出多种姿态和良好的气质。在门阀观念严重的唐代，“寒”总是同“微”联系在一起，然而，“寒”同时也可以显出严峻刚强的秉性。经一阵雨洗风摇，碧叶更见苍翠，红瓣更见鲜艳，那条条枝茎，也显示出铮铮硬骨。“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这两句写出了牡丹的刚强品质与不凡气度。但是，这两句的深意，只有在同“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的比较中才能体味出来，“始”、“方”二字，便透露了诗人一反一正进行比较的用意。然而，意思的转折方面，又十分自然；如一般地去看，中两联四句是排比写牡丹在瓶中、鬓上、庭院、雨里四种情况下的状况，细心体味，又含着正反两层意思。
“日晚更将何所似，太真无力凭栏杆。”是以美人杨贵妃为喻（杨玉环为女道士时曾号为“太真”）。这两句是写牡丹经过一天日晒，如同娇轻慵懒、弱不禁风的美女。不过，这两句诗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引起人们对李白《请平调》三首的联想。李白的诗是唐玄宗同杨贵妃赏牡丹时奉旨所作，后两首即将牡丹与杨贵妃联系起来，“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罗隐诗的末两句，扩展了李白诗作的联想范围，使读者从时间的、历史的座标去认识牡丹的美艳绝伦。
此诗写牡丹之美，而不限于花叶的描绘，一方面着眼于牡丹的生活环境，另方面着眼于对它精神气质方面的表现，这二者的结合，使得诗中所写似乎并非纯粹的花，好像还表现了人的一种精神风貌。第一联概括地写其给人的直觉，末一联以美人为喻，前后照应。当中两联似为排比地写了牡丹的四种生活环境，而实际上是正反两种境遇，细致品味，意蕴无穷，令人想象无限。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