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兴赋》在嗟叹四时的基础上，以宋玉《九辨》中悲秋的名句为契机，抒发自己对“秋日之可哀”的独特理解。先将宋玉句中提到的“送归”、“远行”、“临川”、“登山”做的诠释和评议：“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送别归去的人怀着思慕伴侣的恋意，远去他方的人有羁旅漂泊的悲愤，面临大川则感叹流水似时光飞逝，登上高山又怀想未来而哀悼眼前。前两点是一般概括，后两点是具体用典，一用孔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之典，一用齐景公乐而怕死之典。接着潘岳用议论总结了“四感”，道出自己的见解：“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四感让人内心哀痛，遇到一样也难以忍爱，可是嗟叹秋天本身的值得悲哀，大概是没有什么愁可比而又无休无止了。宋玉的名言是封建社会仕途坎坷的文人在秋日共同心理感应的写照，潘岳的独特理解又成为此赋所兴的思想基础。
《秋兴赋》以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推移，点染重彩浓墨，极力铺写萧瑟、冷落的秋天景象。按时间来看，从野外写到庭院：“野有归燕，隰有翔隼”，写到屋内：“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田野里有归来的燕子，沼泽地有低翔的鹘鸟；庭院树枝上的叶子都飘洒零落了，强劲的风凶猛地吹动着屋门的帐幕。按时间来看，从白天写到晚上：“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天空澄明愈加显得高远，太阳的光线在空中飘飘忽忽逐渐衰微。为什么微弱的阳光时间这么短，而感觉那寒冷的夜晚却正长。从夜晚又写到清晨：“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听那飞离的大雁在晨空中吟唱，仰望那七月流火的寒天残景，而且其中夹杂着对秋夜“月瞳胧”、“露凄清”、“熠耀粲”、“蟋蟀鸣”种种所见所闻的感受描写。景象铺写后联想到自己，以“不寐”、“展转”写出所悟和自省，又以自己“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的忧思早衰的形象与显贵们“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的得意嬉游的傲气对比，当然会自然得出清醒的认识和信念：“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如果人们的志向好恶有不同，也就无从识别他们的轻重静躁了，是此赋所兴的环境背景。
《秋兴赋》直接阐发老庄的“齐万物、一生死”的学说，顺理成章地引出此篇的篇眼——即所兴。正面议论、反面对照、援例引证、用典说明，可说议论得十分透辟。其中“龟祀骨”的典故源于《庄子·秋水》篇。这个典故正好表达了潘岳宁愿无拘无束地去过隐居生活，也不愿受人白眼而宦海沉浮，全篇所兴也就一下子脱口而出：“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且让我收藏起官服归来吧，快扔掉那官印用高风亮节激励自己。该句说的直接，痛快，又响亮，是此赋的眼目。紧接着又以欢快的笔调，描绘了想像中的归隐生活：“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潎潎。”耕东皋，交余税，听泉声，嗅菊芳，浴秋水、赏鱼乐，写得何其轻松自在，情趣横生，一幅怡然自得、与世无争的隐居图跃然纸上，这是当时司马氏严酷统治下庶族士大夫超然物外，全身远祸的典型心境。由老庄哲学想到归隐是此赋的理想境界。
《秋兴赋》通过对秋哀感情的抒发，对秋景铺陈的描写，对“齐天地”观念深刻的议论，表达了对达官显贵们的轻蔑和自己处境的愤懑，从而表示了归隐避祸的决心。
《秋兴赋》在赋的发展阶段中，按内容属抒情言志小赋；按形式属骈体赋。在表达方式上，它已打破了汉散体大赋专尚叙事，铺陈扬丽的写法，而是熔叙事、描写、抒情、议论为一炉，很多句子多种表达方式兼而有之，不能说专指某种表达方式了。句式上以四、六句为主，而且注重对仗，上下句几乎都是双双比翼骈出，而且注重偶句押韵和灵活换韵，增强了语言的节奏美和音韵美。虽然还保留很多骚体赋的“兮”字，但只在上句，句中没有，而且也不是句句必有，可以看到逐渐被淘汰的痕迹了。
词中吟咏的油灯结花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古来题咏灯花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张林的这首词却能不落俗套，新颖别致，读来饶有情味。
上片刻画灯花，连用五个比喻，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灯花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的千种姿态、万种风情。
“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白玉枝，指白色的灯芯草。前两句说，灯蕊在不经意间结花，它最初如花蕾般含苞待放。“金粟”，桂花的别名，这里形容灯花。韩愈《咏灯花同侯十一》云：“黄里排金粟，钗头缀玉虫。”此种比喻在灯花描写上用得是最为普遍，本词是以它来描摹灯花初结成时的形状。下面三句，句句比喻，形容灯花的三种不同景象。“半颗安榴，一枝杏，五色蔷薇”。安榴，即石榴。石榴来自西域的安国，由张骞出使时带回，故又名安石榴。灯花越结越老，形状不断变化，它先是碎小如桂花，继而大如绣球般的石榴，再变成鲜艳浓的杏花，最后变得如蔷薇花般色彩绚烂斑驳。“半颗”、“一枝”、“五色”，这三个数量词，从小到大，依次递增，既写出了灯花的变化过程，将其各种姿态刻画地生动形象。
上片可说是用实笔摹绘灯花由初绽到盛开的过程，下片则是以虚笔来称赞灯花之美，简直可称巧夺天工。
“半须羯鼓声催。银釭里、春工四时。”羯鼓，用唐南卓《羯鼓录》记载的唐玄宗敲击羯鼓，催开含苞欲放的柳杏的典故。唐玄宗此举在于夸耀人工能巧夺造化，而本词则反其意而用之。银灯（釭即银灯）。里点燃的灯芯草会结花，它并不需要人工的催唤，好像其中自有造化的四时功能。作者从另一方面赞美灯花的富于变化，似有造化之功。“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灯蛾扑火，与蝴蝶灯花，两者本来并不相干，但灯草既成灯花因而兼具两者的特点。作者有意将它们联系起来，并主要侧重蝴蝶戏花的方面。因此，运笔就将蝴蝶戏花加以此附。灯花既然是花，就应是蝴蝶戏嬉之物。有趣的是，灯蛾竟然学起蝴蝶来，不断地在灯花周围蹁跹飞舞，作者运笔俏皮，貌似揶揄灯蛾，却灵巧传神地赞美了灯花的丽若群芒。
这首词运用博喻手法，写得奇巧生动，俏皮有趣。虽无深情远意，但较之其他咏物词讲穷比兴寄托、笔致幽深、多愁善感的格调来，可算是别具一格，清新隽秀。
纳兰性德此词，上阕是此时此地的沉思，下阕是对往时往事的回忆；上阕是纳兰性德此时此地的孤独，下阕是纳兰性德和妻子在曾经的短短三年之中那一些短暂而无边的欢乐。
上阕写丧妻后的孤单凄凉。
“谁念西风独自凉”从季节变换的感受发端。值此秋深之际，若在往日，妻子便会催促作者添加衣裳，以免着凉生病。但今年此时，已经与妻子阴阳阻隔，她再也不能来为作者铺床叠被，问寒问暖地关心他了。这句反问的答案尽在不言之中，混合了期待与失望的矛盾情绪。开篇“西风”便已奠定了整首词哀伤的基调。在西风吹冷、黄叶萧萧的秋天里，作者紧闭着窗子，独自觉得特别寒冷，但有谁关心呢？词人明知已是“独自凉”，无人念及，却偏要生出“谁念”的诘问。仅此起首一句，便已伤人心髓，后人读来不禁与之同悲。而“凉”字描写的绝不只是天气，更是词人的心境。
“萧萧黄叶”是秋天的典型景象。在秋风劲吹之下，枯黄的树叶纷纷扬扬地通过窗户飘进屋内，给作者心头更添一层秋意。于是，他便关上窗户，把那触绪神伤的黄叶挡在窗外。窗户关上了，黄叶自然不会再来叨扰，但作者因此也同外界完全隔绝，因而处境更加孤独。孤寂的感受使作者触景生情。他独立在空荡荡的屋中，任夕阳斜照在身上，把身影拖得很长很长。这时，他的整个身心全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次句平接，面对萧萧黄叶，又生无限感伤，“伤心人”哪堪重负？纳兰性德或许只有一闭“疏窗”，设法逃避痛苦以求得内心短时的平静。“西风”、“黄”、“疏窗”、“残阳”、“沉思往事”的词人，到这里，词所列出的意向仿佛推向了一个定格镜头，凄凉的景物衬托着作者凄凉的回忆，长久地锲入读者的脑海，并为之深深感动。
下阕很自然地写出了词人对往事的追忆。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两句回忆妻子在时的生活的两个片断：前一句写妻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心，自己在春天里酒喝得多了，睡梦沉沉，妻子怕扰了他的好梦，动作说话都轻轻的，不敢惊动；后一句写夫妻风雅生活的乐趣，夫妻以茶赌书，互相指出某事出在某书某页某行，谁说得准就举杯饮茶为乐，以至乐得茶泼了地，满室洋溢着茶香。这生活片断极似当年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赌书的情景，说明他们的生活充满着诗情和雅趣，十分美满和幸福。纳兰性德以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比自己与卢氏，意在表明白己对卢氏的深深爱恋以及丧失这么一位才情并茂的妻子的无限哀伤。
纳兰性德是个痴情的人，已是“生死两茫茫”，阴阳相隔，而他仍割舍不下这份情感，性情中人读来不禁潸然。伤心的纳兰性德明知无法挽回一切，只有把所有的哀思与无奈化为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七个字更是字字皆血泪。卢氏生前，作者沉浸在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中，但他却毫不觉察，只道理应如此，平平常常。言外之意，蕴含了作者追悔之情。
全词情景相生。由西风、黄叶，生出自己孤单寂寞和思念亡妻之情；继由思念亡妻之情，生出对亡妻在时的生活片断情景的回忆；最后则由两个生活片断，产生出无穷的遗憾。景情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一层紧接一层，虽是平常之景之事，却极其典型，生动地表达了作者沉重的哀伤，故能动人。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