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第一句平平而起，不着痕迹。第二句调子突然高昂，旋律突然加快，从而形成一个高潮。一二句描写了小牧童的天真活泼、悠然自得的可爱模样和他的愉快心情，“骑”字直接写出了牧童的姿势，“振”字则间接点出他的心情。通过“骑”和“振”两个动词,把牧童那种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他几乎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简直不知道世间还有“忧愁”二字。正因为心中欢乐，才不禁引吭高歌，甚至于遏行云，“振林樾”。
三四句仍然是继续描写神态。第三句是过渡，是作势。写牧童的心理活动，交代了他“闭口立”的原因，也是全诗的转折点。第四句，急转直下，如千尺悬瀑坠入深潭，戛然而止。“忽然”一词，把这个牧童发现树上鸣蝉时的惊喜心情和机警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忽然”发生了变化：由响而静、由行而停，把小牧童闭口注目鸣蝉的瞬间神态写得韵味十足。而“闭”和“立”两个动词，则把这个牧童天真的神态和孩子式的机智刻画得淋漓尽致。全诗纯用白描手法，紧紧抓住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逼真地写出小牧童非常机灵的特点，让人倍觉小牧童的纯真可爱。
这是一首反映儿童生活的诗篇，诗人在诗中赞美了小牧童充满童趣的生活画面。诗人先写小牧童的动态，那高坐牛背、大声唱歌的派头，何等散漫、放肆；后写小牧童的静态，那屏住呼吸，眼望鸣蝉的神情，显得特别专注。“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从动到静的变化，写得既突然又自然，把小牧童天真烂漫、好听多事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这首诗正是在这种起伏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效果。诗的语言，明白如话，质朴无华，十分本色。至于下一步的动静，小牧童怎样捕蝉，捕到没有，诗人没有写，留给读者去体会、去遐想、去思考。
这首诗通过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描写，直接抒发生活的感受，看似闲情逸致，实则寄托情思。同时这首诗不顾及格律，活泼自由，语言浅显明了，形象自然生动。综观全诗，它所描绘的和平、宁静和优美如画的田园风光，所刻画的活泼、自在和天真无邪的牧童形象，表现了诗人的一种“真性情”。诗人曾经说过 “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毋庸讳言，诗所描绘、所刻画的，正是诗人毕生追求的境界，也正是他所一再强调的“真性情”。
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这首咏史诗，就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事发表议论。前两句写筑城。第一句说长城高而广，城上屯扎着千军万马，铺陈城的高大稳固，守城的人众多，难以撼动。次句说筑城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部胡人的侵略，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于“一世而达万世”，永保帝业。三、四句突转，说秦始皇只知道危险来自外边，自以为有了长城，便可高枕无忧，却不知道体恤人民，结果酿成内乱，激起民变，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政权没多久就完结了。诗揭示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规律：内政不修，对人民残酷压迫，是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外部的侵扰倒是其次的。当时宋朝对人民的压榨也很厉害，百姓怨声载道，诗人在这里明是咏史，也是针对现实，对统治者发出警告。
咏史诗所咏如果是前人没咏过的史实，就应该述清事件的来龙去脉，直接发表议论；如果所咏是熟事，务必转换角度，翻出新意，切忌人云亦云。胡仲参这首诗所咏是秦以暴政失国，这个题目，前人已经作了许多论述，所以这首诗擒住修筑长城备胡这一点，肯定长城的高广及防御功能，然后生发开去，牵出对立面，说秦始皇刻意预防的地方倒没出什么问题，他没想到的地方反而成了导致亡国的关键。这样组织材料加以议论，便给人以思考，也给人以新鲜感。
胡仲参这首诗的构思布局，与唐章碣的《焚书坑》有些相同。章碣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说秦始皇提防书生，结果灭秦的人恰是不读书的人，与胡诗一样，都是从相反处做文章。元人陈孚有首《博浪沙》诗，是从正面做文章的，也很有趣味，诗云：“一击军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动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销。”说秦始皇收尽民间铁，铸成十二金人，没想到仍然有大铁椎在，使他差点丧命。由此可见，诗材遍地皆是，只要细心挖掘，就能找到好的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