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文论。文章首段叙述仲兄苏涣易字“文甫”的故事;第二段里,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第三四段里,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文章词藻华美,描写穷形尽相。刻画水之态、风之状,以及风水相激的壮观,铺陈夸张,妙喻连篇,绘声绘色,气势磅礴。
作者首段从仲兄易字“文甫”谈起,借题发挥,用“风水相遭而成文”作比喻,详尽述说了他对文章写作过程的认识。文章开头是叙述“易字”的原委。作者读到《周易》“涣六四”时,看见“涣其群,元吉。”于是想到仲兄名涣,字公群,正好与《周易》中的这句话相应。作者就把自己的想法对仲兄说了,仲兄要求作者替自己换一个字,作者允诺,并且将字“公群”换成“文甫”,问仲兄同意否。于是作者就这个“文”字展开了一番精彩的论说。
文章的第二段,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作者给风与水的形状作过描述之后,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今四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而风水之极观备矣。”“纡馀委蛇”“蜿蜒沦涟”这两个四字句都形容水流的样子。下文的三对四字句则是两两相对。“安而相推”对“怒丽相凌”;“舒而如云”对“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对“徐而如缅”这三个四字对句,文字工整,内容充实,并非为对而对,描述了水与风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六种状态,是不可多得的佳句。作者用了几个对句之后,笔锋一转,又换成另外一种句式,不再用对句的形式:“汩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渍旋倾侧,宛转胶戾”,用过这些一般的四字句之后,又转换了句式:“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多方面展示了水与风“相遭”的景观。在这段“风水之极观备矣”的生动描述中,作者基本用了四字句,但“一定”之中又有“不定”,句式多次变换,一会儿是四字对句,一会儿是四字句的比喻句,使这段描述从形式上看是整齐而不呆板,静中有动,读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水与风相交的各种景观,也是“意在言外”。“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可见求“文”生之源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作者认为风水的波纹,既不是水造成的,也不是风造成的,而是风水相遇,偶然得之。作者还认为这种文堪称“天下之至文也。”文章中,“文”既指水的波纹,又指文章。至文,实际就指最好的文章。作者还说:“今四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失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意思是玉没有内在的美,不能成为文;雕刻刺绣的工艺品,也失去了自然之美,也不能称之为文。世上没有经过雕琢的东西就只有风与水,也只有这二物相遭才能形成真正的“文”。言外之意,最好的文章则是出于自然的文章。这段文字,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这本身就是“自然天成”,匠心独运。
这篇文章借为仲兄易字,阐发了作者对文章的审美观。在描绘风水相遭的自然景观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四字句及四字对句和四字句的比喻句,使文章形式产生一种动静相和的美感。另外,文章在描述风水相交的自然景观时,融进了作者对文章写作过程的看法,二者结合紧密。作者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思想在文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篇文章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展示作者文章理论的佳作。
《思齐》全诗二十四句,毛传将其分为五章,前两章每章六句,后三章每章四句。郑玄作笺,将其改为四章,每章均为六句。相比较而言,毛传的划分更为合理,故后代大多从之。
首章六句,赞美了三位女性,即“周室三母”:文王祖母周姜(太姜)、文王生母大任(太任)和文王妻子大姒(太姒)。但其叙述顺序却并非按世系进行,而是先母亲,再祖母,后妻子。孙鑛对此分析道:“本重在太姒,却从太任发端,又逆推上及太姜,然后以‘嗣徽音’实之,极有波折。若顺下,便味短。”(陈子展《诗经直解》引)说此章“重在太姒”似可商榷,但言其“极有波折”尚可一听。马瑞辰对此亦曰:“按‘思齐’四句平列。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大姒嗣徽音’,乃言大姒兼嗣大姜大任之德耳。古人行文自有错综,不必以思媚周姜为大任思爱大姜配大王之礼也。”(《毛诗传笺通释》)
《毛诗序》谓此诗主旨是“文王所以圣也”,孔颖达疏曰:“作《思齐》诗者,言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文王自天性当圣,圣亦由母大贤,故歌咏其母,言文王之圣有所以而然也。”欧阳修亦曰:“文王所以圣者,世有贤妃之助。”(《诗本义》)按此之意,文王是由于得到其母其妻之助而圣,所以此诗赞美“文王所以圣”即是赞美周室三母。但整首诗只有首章言及周室三母,其余四章片言未提,正如严粲所云:“谓文王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诗缉》)毛传和郑笺是将首章之意作为全诗之旨了。其实此诗赞美的对象还是文王,赞美的是“文王之圣”,而非“文王之所以圣”。首章只是全诗的引子,全诗的发端,重心还在以下四章。
二章六句,包含两层意思。前三句承上而来,言文王孝敬祖先,故祖神无怨无痛,保佑文王。后三句言文王以身作则于妻子,使妻子也像自己那样为德所化;然后又作表率于兄弟,使兄弟也为德所化;最后再推及到家族邦国中去。这三句颇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味。毛传将此章第四句“刑于寡妻”的“刑”训作“法”,郑玄笺曰:“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除此诗外,“刑”在《诗经》中还出现五次,共有两种解释:一为名词的“法”,一为动词的“效法”。此诗的“刑”是动词,所以还是解释“效法”为好,况且郑玄所说的“礼法”是后起的概念,恐非文王时就有。“刑于寡妻”即“效法于寡妻”,也就是“被寡妻所效法”,所以“刑”逐渐又引申为“型”,即典型、模范,此诗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第三章开始,每章由六句转为四句。第三章的前两句承上章的后三句而来,以文王在家庭与在宗庙为典型环境,言其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后两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进一步深化主题。“不显”一词在《诗经》中还有十一见,其中十处作“丕显”(即很显明)解,唯有《大雅·抑》“无日不显,莫予云觏”作“昏暗、不明亮”解,意即:莫说因为这里光线昏暗而无人能看见我。朱熹《诗集传》释曰:“无日此非显明之处,而莫予见也。当知鬼神之妙,无物不体,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测者。”此诗的“不显”亦是这个意思。《诗集传》释此句曰:“不显,幽隐之处也……(文王)虽居幽隐,亦常若有临之者。”也就是说此句意谓:文王即使身处幽隐之处,亦是小心翼翼,而不为所欲为,因为他觉得再幽隐的地方也有神灵的眼睛在注视着。此处甚有后代“慎独”的意味。第四句的“无射”在《诗经》中凡三见,其他二处均作“无斁”解,此处恐亦不例外。“无斁”是无厌不倦之意。“无射亦保”的“保”即《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保”,全句谓文王孜孜不倦地保持美好的节操。
如果说第三章言文王“修身”的话,那么最后两章就是“治国”了,所以方玉润说:“末二章承上‘家邦’推广言之。”(《诗经原始》)第四章的前两句“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谓文王好善修德,所以天下太平,外无西戎之患,内无病灾之忧。诸家有关“瑕”、“殄”二字的解释五花八门,繁不胜繁。其实这二字意义相近,《尚书·康诰》有“不汝瑕殄”,“瑕”“殄”并称,孔安国传曰:“我不汝罪过,不绝亡汝。”可见二字均有伤害、灭绝之义。第四章后两句“不闻亦式,不谏亦入”各家的解释亦是五花八门,越说越糊涂,还是《诗集传》说得最简单明了:“虽事之无所前闻者,而亦无不合于法度。虽无谏诤之者,而亦未尝不入于善。”
最后一章不难理解,主要讲文王勤于培养人才,只是最后一句“誉髦斯士”,稍有争议。高亨《诗经今注》说:“‘誉髦斯士’,当作‘誉斯髦士’,‘斯髦’二字传写误倒。《小雅·甫田》:‘燕我髦士。’《大雅·棫朴》:‘髦士攸宜。’都是髦士连文,可证。”其实不必这样推断。“誉”是好的意思,“髦”是俊的意思,在此均用作动词,“誉髦斯士”就是“以斯士为誉髦”。
薛瑄说:“《思齐》一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备焉。”(见《传说汇纂》)确实,它反映出传统道德在文王身上的完满体现。
“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川谷。”开篇两句,明白如话,说皎洁的月光尚未照进他的书房,却照到了“万花山谷”。作者用“未到”和“先到”巧设悬念,引人遐想。读完这两句,人们自然地要问:既然“诚斋”与“万花川谷”相去不远,何以月光照到了“万花川谷”,作者的书房里不见月光呢?紧接着两句“不是诚斋无月,隔一林修竹。”使悬念顿解,也说明了作者为什么要离开诚斋跑到万花川谷去赏月。原来,在他的书房前面有一片茂密的竹林,遮蔽了月光。本句中的“隔”字与“修”字看似平平常常,实则耐人琢磨,有出神入化之妙。试想,竹子如果不是长得郁郁葱葱,修长挺拔,怎么会把月光“隔”断?寥寥十一字,既解开了“月未到诚斋”的疑窦,也说明了书房处于竹林深处,环境幽雅僻静。《宋史》记载,杨万里在任永州零陵县丞时,曾三次去拜访谪居永州的张浚不得见面,后来“……以书谈始相见,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这样,就可以想见杨万里名为“诚斋”的书房是费了一番心思,作了精心的设置和安排的。
上片通过对照描写,用“未到”和“先到”点明,此时诚斋仍处在朦胧暗影之中,而“万花川谷”已是月光朗照。下片四句,便描写“万花川谷”的月色。“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两句中只有“如玉”二字写景,这两字用巧妙的比喻,形象生动地描绘出碧空澄明、冰清玉洁的月夜景色。“才”字与“已”字相呼应,使人想到作者在“十三”的夜里欣赏到这样美妙的月景,有些喜出望外;也使人想到,尽管现在看到的月色象玉一般的晶莹光洁,令人陶醉,但“十三夜”毕竟不能算是欣赏月色的最佳时刻。那么,何时的月色最美呢?任人皆知,阴历的十五、十六日月亮最圆,是观赏月光最好的日子。这样,词的结尾两句,也就很自然地推出一个新的境界:“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未是”二字压倒前句描写的美妙如玉,剔透晶莹的境界,推出一个“秋光奇绝”的新天地,指出即将来临的十五十六才是赏月的最佳时刻。尾二句笔墨看似平淡,却表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艺术境界,说明作者对未来、对美有着强烈的憧憬和追求。
杨万里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诚斋体”在当时也颇有影响。本词语言平易自然,意境新鲜,生活气息浓郁,说明他的词风一如他的诗风。
此诗一、二两章是实写,诗中对事件实实在在的记述,蕴含了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终朝采绿,不盈一匊”,采绿者手在采菉,心已不知飞越几重山水,心手既不相应,自然采菉难满一掬。那么所思所念是什么,诗人并未直白,而是转言“予发曲局,薄言归沐”,卷曲不整的头发当然不是因为没有“膏沐”,而是“谁适为容”。此时又要去梳洗,是因为君子随时都可能出现在面前。诗的第二章“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交待了原因。既然约定过五天就回家,在其后的时间里女主人公当然要无心于采菉,留心于归沐了。但“五日为期,六日不詹”还不仅仅是交待了女主人公反常行为的原因,同时还传递出了她心中一股浓浓的怨思。然而在“终朝采绿”这样难捱的时间里,女主人公的心中也有甜蜜的联想,下文即有表现。
三、四两章是虚写,诗中并没有出现归、回、还、返等字眼,但尽显归来之意。第三章写君子渔猎,妇人相随,犹如后人所谓“你耕田来我织布”一样极具田园风味,夫唱妇随之乐于此可见。龚橙《诗本谊》以为这是《小雅》中“西周民风”之一,确是探骊得珠之论。第四章承上一章之“钓”言,所钓鱼之多,实赞君子无穷的男性魅力,此可以闻一多先生“《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廋语(廋sōu,隐藏。廋语,隐语)”(《诗经通义》)证之,更何况“言钓则狩可例见”(孙鑛语)。
总体上说,此诗一、二两章以实极写幽怨神理,刻画情思细致入微,三、四两章以虚极言倡随之乐,更显出别离之苦。前为景中情,后为情中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幽怨深思之情。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