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具”,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具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在佛教看来,“万法惟心所现”,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晚年他流放到海南岛后,又把这三句稍一改,写入了另一首诗《独具》:“潇然独具午窗明,欲具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苏轼是以此来磨砺自己的人格境界,并贯穿在他一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全词以这样充满哲理的句子收尾,韵味无穷,令人深思。
此诗首联是以周穆王周游天下的神话传说比喻唐玄宗的奔蜀。这一联实际上是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后,唐玄宗逃奔西蜀,在经过马嵬驿时,车驾作了短暂的停驻。而车驾停驻的原因是发生了“马嵬之变”。
颔联承接上联之脉络,叙述了“马嵬之变”的直接后果:贵妃已死,犹如青烟消逝,纵有返魂树也不能使她还魂回生;如今“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贵妃的鲜血化成的这一片茂密的青草似乎在诉说着她的怨恨。《十洲记》载:“聚窟洲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花发香闻数百里,名返魂树。死者在地,闻香即活。”又《庄子》:“苌弘死,藏其血,三年化为碧。”这里化用这两个典故,意在说明贵妃在马嵬驿的永逝。诗人省去了马嵬兵变时六军驻马,贵妃与玄宗生离死别的历史情节,而是以形象化的语言,深寓同情地描写了贵妃的悲剧结局。
作为马嵬事变的直接受害者,杨贵妃已经死不复生。而颈联形象地描写了曾经同贵妃订立“愿世世为夫妇”的盟誓的唐玄宗在事变之后过着的生活状况。《新唐书·宦者传》载,收复长安后,肃宗不要玄宗再过问天下大事,由宦官李辅国胁迫太上皇(玄宗)从兴庆宫迁到西宫中。这一联概括地叙述了唐玄宗在经历了一场动乱之后,回到长安,看到的是人去楼空,钟声依旧的悲切情景,饱含着他对亡妃的无限思念之情以及他所度过的孤独、寂寞、凄苦的生活。上下句之间的两个关联词“却”“还”用得极妙。“香辇却归”道出了马嵬事变中玄宗与贵妃一生一死的不同命运;“晓钟还下”写出了钟声依旧人已非的无奈之情。
死者不可复生,生者长恨不已。陈鸿《长恨歌传》说,贵妃死后,玄宗思不能已,命方士寻找贵妃魂魄,方士谎称在海外蓬莱仙山找到了贵妃,并带回金钗钿合作为信物。诗人在尾联却对这一传说提出了质疑:一个命归九泉,一个残生人间,纵作甘泉宫也不可能招致亡灵再相见了,即使是文成将军也难以被封侯。《史记·孝武本纪》说,汉武帝的宠姬王夫人卒,齐人少翁以方术在夜间招引王夫人,使武帝在帷幔中望见。于是封少翁为文成将军,以客礼相待。并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置祭具以招天神。过一年多,少翁的方术渐渐失灵,神不至。于是诛文成将军。这里诗人化用典故,说明了这场悲剧的无可挽回,暗示了玄宗的无尽悲哀与怀念。但是就《长恨歌传》的传说而言,对玄宗重蹈武帝的荒诞,命方士寻找贵妃亡灵的愚蠢作法,诗人不无讥讽之意。
全篇以叙事为主,在描述之中兼有抒情和议论。中间二联杨贵妃、唐玄宗交替描写,在工整的对偶中间以虚字的抑扬,使得率直的叙述变得婉转而流动。全诗通篇用典故,借前朝故事来叙述,别具咏史诗之一格。
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