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牛鞭散六街尘。“泥牛”即春牛,旧时打春仪式上所用的土牛。在立春前一日,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官府打春牛迎春,以催耕迎春,祈求丰收。“六街”指唐宋京都宫门外左右边各三条的中心大街,后来泛指京城的大街和闹市。立春日各官府要奉上肉果食品于芒神土牛前,在正午时举行隆重的打牛仪式,吏民击鼓,由官员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有的是用棍子打,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在诗中,我们的劳动人民硬是把一头庞大的“泥牛”抽打成了弥漫街道的尘土,可见他们对春天是如何的充满了期待啊。
生菜挑来叶叶春。旧时习俗在立春日做春饼、生菜,称之为“春盘”。吃着美食,春暖花开,枝条上的片片树叶焕发着勃勃生机,春天真的来了,所以说“生菜挑来叶叶春”。从此雪消风自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风儿也不在夹杂着烈列寒气,而是变得温柔起来,“吹面不寒杨柳风”,
梅花合让柳条新。合,应当,理所当然;让,谦让,闪避。古谚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说法,柳树是最早知道春天的,柳树也是属于春天的。“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属于已经过去的严冬,面对春天款款的脚步,梅花还是悄然避让,把这生机盎然的春天拱手让给绿意盈盈的柳树吧。鞭春:打掉身上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在祈福祭祀的活动完成后,迎春中的一项重要仪式——打春牛,就开始了。打春牛即鞭春,亦称“鞭春牛”“鞭土牛”,立春日将泥塑春牛打碎,这是农耕文明时代的遗风。“打春是春耕开始,打春把鞭打在牛身上、目的是打掉人身上的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耕作,喜获丰收,这也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刘孝昌描述到,古时在司仪执事的主持下,知县率春官下属及乡绅人等,先围绕春牛一周,再由知县或春官执春鞭,猛抽春牛,边打边高声唱:“一打春牛头,国泰民安;二打春牛腰,风顺雨顺;三打春牛尾,五谷丰登。”
古时候劳动人民每到立春时节,就要举行“打春牛”习俗,又称为“鞭春”。所谓的“春牛”,又称“土牛”,也就是这首诗中的“泥牛”,是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在立春前一天,百姓设坛祭祀,抽着彩鞭赶着“春牛”回到县衙门,县衙设好酒水以作供奉。老百姓则牵着“春牛”载歌载舞,祈求丰收。立春日正午时分,县衙官员要手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代表来年丰收。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算起,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史记》载:项羽年轻的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其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恶劣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
“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游吴越的路线是,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非泛泛之辞。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一生为人傲岸,“长揖谢公卿”表现的也正是这种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借用陶渊明《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旨深厚,感情表达恰如其分。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
诗在选材和布局上独具匠心。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具体而开阔。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两联从虚处着笔,气象悠远阔大。
作者开篇描写雄狐对伴侣的渴望,用意在于影射齐襄公对文姜的觊觎之心。作者以南山和雄狐起兴,展示出一种高远深邃的画面:山高树茂,急切的雄狐四处穿梭,叫声连连。不仅把诗的背景拉得极其宏大,让人感到诗作肯定包含丰富的所指,又将齐襄公渴切的思想状态描摹殆尽,让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章末,又用反问进行了讽刺:“既然已经出嫁了,为什么还对那段私情念念不忘呢?”即是在问文姜,也是在问齐襄公,一箭双雕,意味深长。
第二章还是诉说前事,但在表达上更进一步。作者影射齐襄公和文姜乱伦的无耻行为时,从寻常事物人手,描述鞋子、帽带都必须搭配成双,借以说明世人都各有明确的配偶,所指明确而又表达隐晦,既达到讽刺对象的效果,又显得不露端倪一后半部分与第一章相似,使情感力度得到更深一步加强。
第三、四章转换角度,发表对鲁桓公的议论:作者成功运用“兴”的手法,以种麻前先整理田地、砍柴前要先准备刀斧这些日常劳动中的必然性,来说明娶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进一层针砭实际,说明桓公既已明媒正娶了文姜,而又无法做文姜的主。放任她回娘家私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被搁浅、践踏,显得庸弱无能,文姜的无视礼法、胡作非为也跃然于纸上。
这首诗的风格同《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样,是一首群众创作的民歌,其特点也是每一章节除少数词语略作更换外,基本的语词句法都是相同的,特别是每章的最后二句,句法语气完全一样,只有一二个字的变化,其含义也相似或相近。这正是便于反覆咏唱,易于记忆吟诵,寓意比较单纯的民歌式作品。此外,从这首诗里,也反映了男女婚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封建礼教,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