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自汉迄今，对《鸡鸣》的阐释大致经历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诗人介入式”的解读方式，以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最为典型，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孔颖达认为，《鸡鸣》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之言，下两句是诗人对夫人话语的评判。卒章皆为夫人之辞。在诗中，始终是夫人在说话，男子没有言语，诗人介入其中，起解说作用。
第二种是“半联句体”解读方式，以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方玉润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全是夫人言。
第三种是“问答联句体”，以程俊英为代表，在《诗经注析》中提出，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程俊英等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上两句是丈夫言，而下两句是夫人言。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思贤妃”，说：“（齐）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直接赞美贤妃。而宋严粲《诗缉》以为是“刺荒淫”，清崔述《读风偶识》以为是“美勤政”，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是“贤妇警夫早朝”。
也许此诗只是表现一对贵族夫妇私生活的情趣。全诗以夫妇间对话展开，构思新颖，在《诗经》中是别开生面的。姚际恒说：“愚谓此诗妙处须于句外求之。”（《诗经通论》）本来这对夫妇的对话是非常质朴显露的，谈不上有什么诗味妙语，只因为有的类似傻话、疯话，叫人会心发笑，包含着“无理见趣”之妙。古制，国君鸡鸣即起视朝，卿大夫则提前入朝侍君，《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即是。此诗开头写妻子提醒丈夫“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丈夫回答“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想来鸡啼、苍蝇飞鸣古今不会大变，如非听觉失灵，不至二者不分。从下面二、三章妻子所云“东方明矣”“会且归矣”，可知当是鸡鸣无疑。而丈夫把“鸡鸣”说成“苍蝇之声”，是违背生活常识的，当然“无理”。
但如果换一角度理解，看作是丈夫梦中被妻子唤醒，听见妻子以“鸡鸣”相催促，便故意逗弄妻子说：不是鸡叫，是苍蝇声音，表现了他们夫妇间的生活情趣，也是别有滋味。“反常”而合乎夫妇情感生活之“道”，这正是姚氏所指出的妙在句外。
下两章时间由鸡鸣至天亮，官员由已上朝至快散朝，丈夫愈拖延愈懒起，故意把天明说成“月光”，贪恋衾枕，缠绵难舍，竟还想与妻子同入梦乡，而妻子则愈催愈紧，最后一句“无庶予子憎”已微有嗔意。表现夫妇私生活，可谓“真情实境，写来活现”（姚际恒《诗经通论》）。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言，句式错综，接近散文化。此诗以男女对话展开，创意新颖，构思巧妙，好似一出小品，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押韵亦有其特点，头两章四句皆用韵，而首句与次句韵脚同在第三字，而末尾是语助词“矣”，也算韵，王力先生称这为“富韵”。另外第一、二章首句与第三句韵脚同字。第三章则是第一、二、四句押韵，也可见此诗用韵富有变化。
这是一首“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诗作，具有国风民歌的特点。全诗三章，每章均以“鸿雁”起兴，并借以自喻。首章写流民被迫到野外去服劳役，连鳏寡之人也不能幸免，反映了受害者的广泛，揭露了统治者的残酷无情。振翅高飞的大雁勾起了流民颠沛流离无处安身的感叹，感叹中包含着对繁重徭役的深深哀怨。次章承接上章，具体描写流民服劳役筑墙的情景。鸿雁聚集泽中，象征着流民在工地上集体劳作，协同筑起很多堵高墙，然而自己却无安身之地。“虽则劬劳，其究安宅”的发问，道出了流民心中的不平和愤慨。末章写流民悲哀作歌，诉说悲惨的命运，反而遭到那些贵族富人的嘲弄和讥笑。大雁一声声的哀叫引起了流民凄苦的共鸣，他们就情不自禁地唱出了这首歌，表达了心中的怨愤。
这首诗感情深沉，语言质朴，韵调谐畅，虽是一首抒情诗，但又兼有叙事、议论的成份。然而此诗最大的特点是比兴手法的运用，每章开头都以鸿雁起兴，不仅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而且兼有比义。鸿雁是一种候鸟，秋来南去，春来北迁，这与流民被迫在野外服劳役，四方奔走，居无定处的境况十分相似。鸿雁长途旅行中的鸣叫，声音凄厉，听起来十分悲苦，使人触景生情，平添愁绪。所以以之起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全诗三章根据所述内容的不同，或是兴而比，或是比而兴。一章以鸿雁振羽高飞兴流民远行的劬劳，二章以鸿雁集于泽中，兴流民聚集一处筑墙。这两章都是兴中有比，具有象征意味。第三章以鸿雁哀鸣自比而作此歌，是比中含兴。比兴意蕴的交融渗透，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由于此诗贴切的喻意，以后“哀鸿”“鸿雁”即成了苦难流民的代名词。
另外，此诗每章所写的具体内容虽各不相同，但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首章写出行野外，次章写工地筑墙，末章表述哀怨，内容逐层展开，主题得到了升华。再加上“鸿雁”“劬劳”等词在诗中反覆出现，形成了重章叠唱的特点，有一唱三叹的韵味。
此为旅途思乡之作，最大的特色是寓情于景。诗人以萧瑟的秋景来烘托客里愁心，运用得非常成功。
首联交待诗人泊舟地点是石头城下，就眼前所见江水微茫的景象，引发“回首乡关驿路长”的感慨，作为笼罩全诗的主导情绪。诗人为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从石头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到闽县，当然是“乡关驿路长”了。
中间两联写景，一联远眺，一联近看。瓜步洲的烟波与雾霭连成一片，秦淮河两岸的树木高耸入云，把夕阳挡在视线之外。“烟波”、“云树”向来是触发游子思乡的典型景物，当然要引起诗人满腔客愁了。再看近处，秋高气爽，树叶脱落，枝桠疏朗，村舍明晰可见;夜深人静，江涛带着森森寒气，拍打着城墙，使人想起了刘禹锡的名句“潮打空城寂寞回”，这些也是触发乡愁的典型景物。
尾联更以凄厉的雁声来衬托客里愁心，使人备感凄凉。诗便在这黯然神伤的一片惨澹景象中戛然收住，留下悠然不尽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