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
“苏耽佐郡时，近出白云司”，这一联点明了刘的身份，也是对他的称许。苏耽，传说中的仙人。白云司，相传黄帝以云命官，秋官为白云。唐尚书省六部中刑部属秋官。刘长聊曾经担任过刑部的都官员外郎。这两句是说，刘长卿曾出入清要，且非尘世中人。言下之意是：佐郡不过是暂时的。
“药补清羸疾，窗吟绝妙词”，这两句设想刘长聊的家居生活：煎药，吟诗，养病，赋诗，自有一番情趣。“药补”句暗承“苏耽”句，刘长卿多病，大概比较热衷于道家的养生之术。“窗吟”句则应题，夸他的赠诗写得好。
“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两句写景，描写江南水乡春天风和日丽的景色。暗指刘长聊新居周围的环境：美丽恬静，赏心悦目。
以上两联，实际上都是对友人的抚慰之词。“欲识怀君意，明朝访楫师”，这是对友人邀请的答覆。意思是说，自己思友心切，恨不得明天就雇舟相访呢。
全诗写得较为平实。但“柳塘”一联却以其写景的形象传神受到后人的激赏。《诗话总龟》卷六引《欧公诗话》有这样一段记载：“余曰：‘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清人吴乔也说：“寄情于景，如严维之‘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哀乐之意宛然，斯尽善矣！”（《答万季埜诗问》二十四）只有《刘贡父诗话》提了一点异议，认为“‘夕阳迟’固系花，而‘春水漫’不系柳”，未为尽善。但他遭到了薛雪的驳斥，称之为“此是俗子见解”（《一瓢诗话》）。由此可见，这两句诗对后人的写景状物之作是颇有影响的。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