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作品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 “男才女貌” 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一反传统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的择偶标准,而以“心儿真”,“情儿厚”作为感情的基础,唱出人间最本色最天然的纯真、朴实、无邪的爱情颂歌。
在兰楚芳的笔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土里土气、没有女性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一个是相貌丑陋,没有男子英俊倜傥的翩翩风度,与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预想完全不符!“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显然,自己之村、爱人之丑并未给爱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扰,她坦然承认自己与爱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标准,却更自信地彰显着爱情最核心的价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自然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双爱人在世间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具有洞悉爱情真谛的智慧,在双方村与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与深情。所以,这份厚实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侣才能与之媲美。爱情的主人公没有令世俗艳羡的名誉、地位或财富,甚至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都显得寒酸很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却是无法用金钱、权力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
兰楚芳的《南吕·四块玉·风情》将一段人间的真爱放到当时社会非常态的镜像下作变形的展现,对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让我们看到在那弥漫着畸形而荒唐的迷雾社会中仍然透出一丝真善美的光亮,也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们注入了继续跋涉的勇气,使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至于完全绝望。若将作品放到整个元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来考量,该作以一个“写丑而显美”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生命真谛独特的理解,也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具有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的传统相互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元散曲这一当时文坛新生的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张力的文学样式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
该诗是一篇送别的诗,正如作者其他送别诗一样,也有它特殊的内容与形式。该诗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用夹叙夹议的手笔抒写了作者与唐少府之间虽然交往不长,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后四句为另一段,就题写饯别,集中描绘了自己惜别的心情,这种惜别心情是在委婉的、絮絮不休的叙谈中衬托出来的。两段深浅如分,朴实从事,既无虚文,也非俗套。
诗中还涉及了两个典故。其一,借用了韩信早年因家贫寄食“昌亭”(南昌亭长)的故事,以答谢友人对自己来南京的真诚款待。其二,引用了“日近长安远”的成语故事。晋元帝司马睿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大殿上,当着众臣的面问年幼的长子司马绍:“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个成语后用于表达对京城遥不可及的眷恋、向往。王勃是获罪被革职离京的,他在南京的白下驿为唐县尉饯行,因友人就要启程去长安谋仕途,而他自己也将远赴交趾(今越南)探望老父,那种“去去如何道”的别离心情,既是祝福友人前途似锦,也流露出自己的失落和怅惘。
在这样的笔触之下,作者那种进取向上的精神面貌,通过慎于择友和忠于所友的描绘,已经清楚地揭示在读者面前。